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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衰落（第1页）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衰落

早在大战爆发之前，一些主张巩固帝国的人就不断提醒对德国的野心保持警惕，但多数英国人仍对帝国的强大沾沾自喜，甚至当战火在巴尔干半岛燃起之际，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此事与自己不甚相干。可以这样说，大英帝国在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时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而，令英国人感到欣喜的是，一俟英国宣布参战，帝国所属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立即响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母国的感情和作为帝国成员的责任，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帝国的存在取决于英国的安危，倘若英国沦陷，帝国亦会崩溃，自治领和殖民地都会受到殃及。不过在身穿各式军服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士兵走向战场时，英国决策者并没有料到这场战争对帝国产生的消极作用会如此之大。诚然，大战所激起的民族感情最初使帝国向心力加强，但后来，这种感情又最终导致帝国解体。

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大都在法国领土上展开，人们因此会忽视那些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以争夺殖民地为目标的战事：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军队与日本一起，仅用4个月便夺取了德国在这里的所有殖民地；在东非和西南非，以南非军队为主的帝国军队用稍长一点的时间就摧毁了德国的势力。

战争给英国提供了机会，也使它对帝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战争为英国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尽管本国及协约国的领土和殖民地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但是同盟国方面亦如此，尤其是德属殖民地和站在同盟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更如此。换言之，大英帝国有可能得到扩大。其次，大战使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帝国成为人力和物力的重要来源。各自治领、殖民地共派出250万人参战，另有更多的人为战争的后勤、医疗、武器弹药生产出力。从阵亡人数来看，印度为69056人、澳大利亚59330人、加拿大56639人、新西兰16711人、南非7121人、东非约2000人、纽芬兰1204人、西非850人。澳大利亚阵亡人数超过了全国人口的1%，是帝国中比例最高的。战争期间，英国进口额大增，由1910-1914年平均7。14亿英镑增加到1915-1919年平均11。61亿英镑，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数额最大，但从帝国内部进口的总额高出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主张巩固和加强帝国的呼声再起，帝国主义派又得到重用。帝国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Milner）在1917年宣称帝国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如果它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将“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进犯者”，并使英国置身于“欧洲错综复杂的局面之外”。这种观点在英国很有市场，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自由党政府感到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那些在19世纪最后10年兴起的“新帝国主义派”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寇松勋爵和亚瑟·贝尔福于1915年5月进入政府。1916年12月，以劳合·乔治为首相的联合政府成立时，米尔纳也进入政府。

另一方面，英国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大量许诺，以示安抚，并为在中东等地扩张作准备。大战爆发时各殖民地局势较为安定，但到1916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克服了分歧，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于12月达成《勒克瑙条约》（LuowPact），握手言和；国大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重新联合，获释后的提拉克在1916年年底恢复了国大党党籍。印度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英国驻印度总督在1917年3月致函国内，称印度局势告急，任何敷衍搪塞都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S。Montague）随即发表宣言，承诺在印度政府各部门增加印度人的比例，并逐步推进自治制度。1918年8月，“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报告”（Montague-ChelmsfordReport）公布于世，提议在各邦实行责任政府制，由邦政府主管教育、卫生和农业等事务，而英国总督则把持财政、司法、治安等大权，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统治”。

英国早有侵占中东地区的企图，大战为实现其企图提供了机会。当1914年10月奥斯曼帝国宣布加入德奥同盟对协约国作战时，英国立即看出瓜分这个衰落帝国的时机来到了。于是，英国在同年12月将埃及变为保护国。为安抚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国又许诺在战后考虑建立埃及自治政府的问题。1915年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遭挫后，转而鼓励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0月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Ma）作出许诺：英国将“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在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下，阿拉伯人的起义不断发生，客观上配合了英军的行动。到1916年12月，英军攻占耶路撒冷，次年又攻占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部分地区。

然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并无诚意，实际上是利用阿拉伯人来达到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的目的。就在1916年4月，英法秘密达成《赛克斯皮考特协定》（Sykes-Pient），具体确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按此条约，英国将得到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和波斯湾，并将约旦至波斯湾一线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为争取美国和俄国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和遏制阿拉伯人的势力，英国大力宣扬犹太复国主义，于1917年11月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De），再次许诺：“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尔福本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俄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犹太人此时都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发表一项赞成这个理想的宣言的话，我们将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一场极为有用处的宣传。”

英国所作的种种许诺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因而自相矛盾。在英国人心目中，“独立”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独立”，“自决”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寇松解释道：他之所以接受“自决”，是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将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英国在战争期间所作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许诺，为以后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留下了隐患。

协约国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获得的第一批战果，就是从德国等战败国手中夺取大片殖民地，使英帝国的版图又有所扩大。寇松昔日之梦想——建立从印度到地中海的英国势力范围以及塞西尔·罗得斯（CecilRhodes）的“开普开罗”计划，均得以实现。南太平洋的德属殖民地也由英帝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管。尽管这些新获得的土地在名义上是国际联盟授权的托管地，但在实际上与殖民地并无本质差别，利奥波德·艾默里称托管权“只不过是对国际联盟所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即遵循已在我们的其他非洲殖民地推行的某些原则”。

不过就在此时，这个貌似空前强大的英帝国却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战争唤醒了帝国内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自治领开始要求得到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殖民地则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争取独立的趋势逐渐呈现。

当时的形势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欧洲大陆上的几大帝国相继崩溃，这个局面不能不对英帝国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殖民地、自治领在大战中不仅在战场上作出了贡献，而且它们的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加强，政治地位提高。凡尔赛和会接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和印度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使它们在法理上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这种变化无疑对以宗主附庸关系为本质的英帝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次，英国政府在战时的许多承诺，到这时就需要兑现，更严重的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而迅速复活，再掀**，其中以甘地（MohandasK。Gandhi）在印度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和新芬党在爱尔兰发动的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引人注目。英国政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若兑现诺言，就会失去许多殖民地，动摇帝国的根基；若背弃诺言，又会使自己失信，并反过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英帝国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动**不安，它所面对的矛盾、冲突甚至武装斗争所达到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帝国后院传来的阵阵枪声印证了它的不利处境。1919年3月埃及发生民族主义的反英斗争，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从事破坏活动并刺杀英军军官。4月，印度旁遮普邦发生一系列**事件，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5月，英国与阿富汗交战，与土耳其的战争似乎近在眼前。1920年7月，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暴动，英军在镇压中阵亡400余人，比在战时军事行动中阵亡于中东的人数还多。

而爱尔兰危机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发生暴动，主张独立的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市民军占据了市中心的邮政总局大楼，袭击英军巡逻队。英国派出援军，付出了130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才平定了这场暴乱。暴动发生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被牵制了整整一个星期，其意义非同寻常。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汤姆·克拉克（TomClarke）在被处决的前夜告诉前往探视的妻子：自由正在到来，爱尔兰不会倒下，“在此刻和自由之间，爱尔兰还要冲破地狱的桎梏”。

此后，英国政府调整了对爱政策，作出一些让步。1918年大选中，劳合·乔治允诺实施爱尔兰自治，同时对东北部新教地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大选结果表明，爱尔兰除了北部6郡之外，主张独立的新芬党赢得全面胜利。新芬党议员在都柏林召开自己的议会，拒绝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1920年，新芬党的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劳合·乔治连忙在英国议会通过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总的精神是扩大爱尔兰自治权，在南北爱尔兰各设议会和政府，并各派议员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这项法案遭到新芬党的拒绝，爱尔兰再次爆发流血冲突。直到1921年12月6日，双方才签订《英爱条约》（Anglo-IrishTreaty），英国承认爱尔兰（不含东北6郡）为自治领，享有与加拿大相同的各项权利和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命名为“爱尔兰自由邦”。就这样，曾经是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获得自治权，之后又于1937年12月签订《英爱条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1948年改国名为“爱尔兰共和国”。

在印度，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兑现在战争中许下的诺言，但为了有所交代，印度总督蒙塔古在1919年制定《印度政府法》（GoverofIndiaAct），中央政府仍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最重要的变革在省政府方面，9个设有省长的省份建立二元制政府，即行政机关首脑负责警政、行政、司法、税务等事务，不对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则负责教育、卫生、农业、公共工程等事务。同年，为对付国大党人的抗议和暴动以及防范布尔什维克式的活动，英印政府颁布严厉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Act），允许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规定各省总督有权下令逮捕嫌疑人犯。印度各地立刻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阿姆利则的英军将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Dyer）下令向民众开枪，打死380余人，打伤120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血案”。事后，英印当局和英国政府对戴尔百般袒护，英国《晨邮报》在一个月内为他筹集到2。6万英镑以示慰问。此举大大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甘地于1920年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一些民族主义者袭击警察时，甘地感到当局会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便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印当局立即以策动暴乱的罪名将甘地投入监狱，判刑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遇到的麻烦并不都是战争造成的。爱尔兰、印度、埃及等在战前就潜伏着危机，战争其实还暂缓了危机的爆发，而中东等新扩张地区的动乱，与英国在战争中随意许诺、为了自己利益而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战争一结束，帝国面临的共同敌人被打败了，于是内部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而且，英国战时庞大的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大批复员，到1922年仅剩20万人。英军总参谋长在1920年5月抱怨道：“我们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过于分散，在任何地方都不够强大，无论是在爱尔兰、英格兰、莱茵河地区、君士坦丁堡，还是在巴吐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都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到1920年，那种认为帝国是英国负担的看法在英国政界又占上风，于是，在对帝国主义派的一片指责声中，英国政府着手调整殖民地政策。在伊拉克，英国于1921年废除了“印度式”统治，允许伊拉克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政府，但通过1922年10月的条约和随后达成的财政和军事协定，英国仍保持了“保护”该国的权力。英国还与约旦达成类似协定。在埃及，英国于1922年2月在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Allenby）的强烈要求下，宣布承认该国“独立”，但英国保持对外交、军事以及外侨事务的支配权，并在苏伊士运河继续驻军。在一些较平静的地区，如塞浦路斯、波斯湾西岸等，英国统治不但形式未变，而且得到加强。贝尔福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指出：英国所需要的是“行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高控制……可采取与阿拉伯人进行友好和谦和的合作方式，但是，这是应采取的最后一种方式”。

如果说以上这些变化还不足以使英国从“帝国梦”中清醒的话，发生在1922年的另一个本与英国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件，却给英国政治家们造成很大的震动，使他们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帝国的前途了。劳合·乔治为进一步削弱土耳其，积极鼓动希腊对土开战，占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及欧洲的部分领土。1919年5月，希腊在英、法、美军舰支持下占领士麦那，此后又攻占一些城市和地区。但土耳其在1922年夏反攻，把希腊军队赶到小亚细亚沿海岛上，并对那些未能逃脱的希腊人大肆杀戮。英国本来是怂恿希腊人发难的，此刻却不打算伸手帮一把。紧接着，土军向英军驻扎的达达尼尔海峡南岸逼近，于9月中旬抵达英军驻地查那克附近，形成对峙的紧张局面。

面对突然降临的查那克危机，英国改变只与法国进行磋商的习惯做法，而直接向各自治领求援。9月16日，英国请求各自治领派军队帮助应付这场危机，期待自治领能像在大战爆发时那样及时伸出援手。但自治领方面却反应冷淡，在所有5个自治领中，只有两个最弱的——新西兰和纽芬兰愿意提供援助，澳大利亚政府回复道：它“愿意会同大不列颠的英王陛下政府参加保卫海峡自由通航和加里波利半岛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必要行动，并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派遣一支澳大利亚部队”，但同时暗示派兵问题需提交澳议会讨论批准。加拿大总理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并称这个问题必须提交本国议会决定。南非以总理史末资（JanC。Smuts）休假为由，不发一言。这场危机后来在驻君士坦丁堡的联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SirCharlesHarington）的努力下得到化解，但给英国造成的震撼是强烈的，迫使它以冷静而现实的目光重新审视大英帝国。

事实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虚弱了，它在帝国事务上面临的种种麻烦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全面繁荣，而英国的发展却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从英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60年为25%，1913为17%，到二战前的1938年再降为14%。30年代，在把无形贸易和对外投资收入都计算在内的情况下，英国国际收支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首次出现赤字。经济实力下降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方面，它削弱了对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能力，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它使英国更加依赖帝国自身的市场、原料来源，从而力图扩张，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纽带。

此时，自治领最令英国感到头痛。1914年英国带领它们向同盟国宣战，自治领并未表示异议，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战争。但战争使参战国的民族意识得以加强，自治领开始注重其自己的民族利益。大战结束后，自治领的离心趋势逐渐明显，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各自治领不同意举行宪法会议进行修宪，打消了将帝国建成联邦制国家的幻想。11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派代表，与英国共同组成大英帝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从而提高了自治领的国际声望。1923年3月2日，加拿大在没有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与美国缔结《渔业权条约》，显然，加拿大已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年召开的帝国会议确认了加拿大的做法，并承认所有自治领均拥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这次会议无疑是自治领的又一次胜利，“自治领的个性已达到极致”。

这些事件和查那克危机中自治领的态度使英国感到不快，因此在1923年召开关于解决查那克问题的洛桑会议时，英国不再沿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先例，未通知自治领与会。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感到无法容忍，加总理麦肯齐·金（W。MazieKing）在议会下院表示，除加拿大自愿之外，将不对洛桑会议签订的条约承担任何义务。而且，他还告诉英国，不要指望加拿大签署和批准该条约。

同时，自治领在向其他国家派驻外交代表的问题上也造成突破，1924年爱尔兰向美国派驻外交代表。接着，加拿大援用此例，于1926年派出驻美公使，1928年派出驻法公使，1929年又派出驻日公使。南非亦紧紧跟上，于1930年派出驻美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此不予认同，没有采取类似行动。

此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是利奥波德·艾默里，他一直热心于巩固和扩张帝国，是约瑟夫·张伯伦之后最热衷于帝国事业的殖民大臣。他在1924年上任后确定三项主要工作，并按其重要程度依次列为：第一，将“白种人”自治领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第二，从东非殖民地中划出新的“白种人”自治领，同时将巴勒斯坦列为考虑对象；第三，“发展”非白种人附属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团结自治领的努力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帝国制度中，自治领与英国的关系是附庸与宗主的关系，其地位与它们的实力及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不相符合。而且，自治领在法理上不能充分行使全部权力，其外交、国防等权力仍由英国行使，这不仅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且为自治领的民族自尊心所不容。因此，有关自治领的地位与权利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危及英国与自治领的关系。英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加以解决。

1926年帝国会议是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会上，爱尔兰和南非摆出一副不给予完全平等的地位就脱离帝国、实现独立的架势。加拿大从中调停，但实际与它们的立场相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对帝国关系作重大改变。最后会议指派一个以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为首的帝国委员会，就此问题起草报告。报告提出：英国和自治领是“英帝国内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对内和对外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均不互相隶属，虽然以对英王室的共同效忠关系而联成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样，有关自治领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就有了结论，即自治领具有与英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拥有对内对外事务的全部权力。

此外，报告还确定了英国驻自治领总督的地位和权限：“英联邦各成员之间的现行平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各自治领的总督均为国王的代表；他在自治领的公共事务管理上所居的地位，在一切重要方面和国王陛下在英国所居的地位相同，而他并不是英国的英王陛下政府或该政府的任何部门的代表或代理人。”根据以上陈述，总督将与英王一样，仅具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统而不治。“贝尔福报告”在1926年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成为英联邦的奠基性文件。

为了探讨有关英国议会与自治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问题，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司法专家和官员于1929年10月8日至12月4日举行会议，会议就以下四个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英王对自治领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令、法案的否决权，会议认为英王不得再行使该项权力。事实上，英王自1873年以来就没有行使过这个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