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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战略的替罪羊002（第2页）

至此，史迪威已绎没有退路了，他也或许被这预谋好的事件激怒了，当即郑重声明：“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碟，超出了我的职权，不能代为转呈！”

“请问你的职权是什么？”

“我借此机会再向大元帅阐明我的身分，”史迪威严肃地瞪着就要震怒的蒋介石，“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物资事物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

为“拖住中国”，确保美国在华利益，史迪威在与蒋介石矛盾越发尖锐的同时，派心腹拜会周恩来

史迪威一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是他性格中的“醋意”借此发酵起了作用，使他当众和蒋介石叫起了“真儿”，把本来就相当激化的矛盾搞得越发尖锐、复杂了！

蒋介石对美策略是建立在以退为进，或日以所谓友谊换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借以获得更多的美援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在保卫缅甸的战争中，不得不违愿地赞同史迪威的“进攻战略”；最近，中美之间突发的事件给了他一种新的外文启示，单讲“退”是“进”不了的。而且还会给对方造成软弱可欺的错觉。为此，他毅然决定采取冷淡史迪威―进而造成欲要远离美国的姿态，迫使美国主动采取修好的措施。惟有出现这种局面，他再向美国开价才是有份量的。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第一次萌发了辞退史迪威的念头。但是他考虑再三，认为时下条件不成熟，且又自负地认为略施小计就可迫使史迪威就范，所以，宋子文来电征询对史迪威“是否尚拟留其继续供职？”蒋介石复告：“暂时不必表示”，“益也望美政府自动召回之也”。

也就是在史迪威转呈备忘录这一天―7月3日，宋美龄也一改温文尔稚的仪态，再次向史迪威发动了讨伐。请看史迪威在日记中作的有关记述：

皇后夫人（蒋夫人）打电话要我给华盛顿写报告……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开始责骂我。于是我说我愿去见她。让我一直等到董显光到来；她把陈珍珠（蒋夫人的秘书）叫来，记录下来我说的每句话。简直像疯狂的魔鬼。她抽了一个响鞭，但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她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向蒋介石报告。我的立场是：整个事情是个圈套，这不过是澄清三项最低要求中第二项的问题，因此作出评论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除非我的政府要我这样做。

史迪威并不在乎蒋介石对他是热还是冷，因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权力，尤其是租借物资控制权足以使蒋介石改变态度。但是，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虑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像外界传言中的“宁渝合流”，即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变成现实，那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乃至于对二战中的所有同盟国都是失职。另外，他作为一名肩负重责的军人，看重的更是近百万侵华日军的动向。他清楚这样多的侵华日军一旦挥师南下，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就等于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战的美国海军、陆军就要多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栖牲。因此，他越发地感到把日本军队’‘在中国拖住”的战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触摸到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呢？他决定拜访老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国通，又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说“是”和“不是”，给人一种冷面观音的形象。他不赞成蒋介石独裁，更是反对蒋氏专横，或许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且对东方治国之术有所研究，他对蒋氏靠军队与权谋维持一个腐败的政权更是深恶痛绝！时下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僵持不下的局面，也早在高斯的预料之中。所以，他一见来访的史迪威就坦而相告：“乔，你的一切麻烦盖源于租借法案。”

所谓“租借法案”，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材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英国、苏联等国根据这一法案，自美国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扩大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同盟国遂决定设立军火分配委员会。由于英国和苏联等阻遏，中国无代表参与军火分配委员会。换言之，中国在获得美国军队物资方面受到歧视。军火分配委员会指定史迪威为中国租借物资之收受人，予以“何时分配”及“交与何处”之特权。换言之，“中国政府向军火分配委员会申请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制出接受方案与时间，始肯审度”。这在蒋介石等看来，“史迪威操此大权，则遇未经其同意之申请，每不制具方案，使我审请或葬送于无形，或停滞于不可究洁”。这就是蒋介石对史迪威由敬而恶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国和苏联等国租借美国的军火物资是有独立支配权的，与中国两相对照，是明目张胆地歧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气不敢对美国政府发泄的蒋介石，把史当成出气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这些，史迪威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遂又问高斯：“你说该怎么办呢？”

“简单，”高斯突然以美国人的幽默近似调侃地说道，“你给罗斯福、马歇尔发电，建议把套在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拿掉，享受和英国、苏联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阁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调侃的口吻说道，“一旦拿掉了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他会拿着我们美国的钱、武器去做什么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来访的原因，遂开门见山地说道，“他不会和汪精卫修好，更不会和日本人靖和。”

“为什么？”

“你比我还清楚犷如果说汪精卫是因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么他蒋某人呢？我认为一是靠高举抗日大旗，再是巧妙地向我们美国要钱、要武器，方得以维持他的政权。一旦他丢了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高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就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传说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到重庆，准备就和平条件进行谈判，完全是蒋某人进行讹诈的阴谋。”

“对！他相信从我们美国得到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与日本人讲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向我们美国要这样多的东西干什么呢？”

“一是中饱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积聚军事力量，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

史迪威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但由于他在中国的朋友―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丝。史特朗等人和中国共产党多有接触，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无恶感。早在武汉任职期间，他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袖人物，其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为军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这又和他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天真的自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八路军一块抗日呢？”今天，当听说蒋介石囤积美国的军火物资，是“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以后，他就萌动了和驻山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谋面的念头。可是，他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攻击他勾结共产党人，遂又打消了亲访周恩来的念头。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维斯代行拜会周恩来，听一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看法。

约翰。戴维斯于1908年生于四川的嘉定（今四川乐山县）。四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其父是美国传教士，除担任神职外，还在华西大学教课。约翰。戴维斯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天府之国长大的，并在这里接受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来，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成为约翰。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不久，返回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31年考取R外外交官。由于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西南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云南省昆明担任领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被调往武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史迪威结为好友，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有交往。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史迪威就任使华要职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华班子中的政治顾间。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话：“戴维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国务卿。”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戴维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蒋介石碎起的冲突中，身为“国务卿”的戴维斯也必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据史料可知，就在7月1日蒋介石密谋围攻史迪威的那次会议的前两天”戴维斯曾借口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周恩来，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次晤谈的详情，诸方均未公布，只有梁敬撑先生在其专著（史迪威事件》一书中有如下扼要的内容摘要：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与日讲和，又云：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戴维斯作为美国驻华的战略情报人员，自然知道蒋介石从未间断和日本秘密来往，而轰动一时的所谓“桐计划”―日蒋汪三方携手的“和平计划”，也难以瞒过政治嗅觉极灵的戴维斯；至于日本通过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师―司徒雷登进行所谓日中亲善活动，他也必将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来此见的：“蒋将与日讲和。”但是，蒋介石与日讲和之举是真还是假……甚至像中国古之名言所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此行的借口是探视病人周恩来，看来二人未及深谈。

史迪威在缅甸吃够了蒋介石横加干涉的苦处，因此他使用“花生米是个卑鄙的人”这种难听的宇眼形容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今，周恩来竟然主动提出：“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增加了对蒋介石的憎恨。时下，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下一步的动向，所以，他对戴维斯再三叮嘱：“再访周恩来先生的时候，主要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