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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梁启超 心力史观（第2页）

在《中国史叙论》中说：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学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兴亡降替，虽名为国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语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相互之关系。

他强调种族、地理、文化方面的因素，而并不着重于一姓的兴衰、英雄的成败。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他也似黑格尔一般加以了描述，例如，他说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鹜、有俊鹊盘云，横绝朔漠之概”。而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漫舞之规”（（中国地理大势论））。

文化更是如此：“吾国学派至春秋战国间而至盛。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至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中国地理大势论》）

民俗风情呢？“则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其大较也。龚定庵诗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说神功胜禹功；安用迂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中国地理大势论））。

无可置疑，地理环境，即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对人类历史是有其重大影响的，只是梁启超仅凭借表象看到这一点，没能深入到历史演变的内部规律之中，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

所以，在种族问题上，他便走人歧途了。他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了他的史观，分“历史的人种”——优等民族和“非历史人种”——劣等民族两种，竟说什么‘他种人扭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而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其可痛者，则未有若无毅力”，“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这固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对落后于世界文明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伤感，却未免失之偏颇了。

所以，中国又需要英雄，由于百姓未开化，只能搞“开明专制”，靠“一二豪杰之力”搞民主共和，比登天还难。他不遗余力宣传“英雄崇拜”，“旧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过渡时代论》）。

他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中，阐明了他的这一似乎矛盾对立的观点，说英雄与文明的发展成反比，古代人蒙昧、不开化，所以才有英雄专制，把英雄崇拜为“天神”；而今，人的智慧已发达了，人人皆是英雄，也就无所谓英雄及英雄祟拜了。但中国落后于人类文明好儿个世纪，所以得靠“英雄”来打天下，还得要“英雄崇拜”，甚至说，中国无英雄，终古如长夜。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这些论点，都已具备近代历史哲学的资格了。

如果说，在近代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不足以给梁启超以重要的地位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史上，梁启超的重大建树及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

他对旧史学的批判尤见功力，可以说，他是在史学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在进行民主启蒙上功绩卓著。他批判旧史学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记的只是“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把人民置于史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不敢面对现实；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也就是缺乏史观的指导，“毫无生气”，揭示不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律。

因此，他否定“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旧史观：“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并划出了中国历史进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上世（至秦止）、中世（至清止）及近世；还划出了学术史七个时期：胚胎时代（春秋之前）、全盛时代（先秦）、儒学统一时代（汉）、玄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及近世学术时代——这，对“三代之治”的倒退论及循环论，均要进步得多。

此外，他还要打破纪传体的编史体裁，要求对历史作出更深人的研究，讲述广泛的人民和文化的历史——这些，都是他“新史学”的系列主张，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的开始。

在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之际，他坚决站到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对立面，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认为君主政体意味着稳定而共和政体意味着混乱的观点是可笑的，并举出了波兰、土耳其、俄国君主政体就并非稳定。他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贿赂，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而且给辛亥革命的元勋、他的学生蔡愕以支持，协助蔡愕南下，举行云南起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的见解不能不说是高当时一头的，也就是说，他已认准了中国决不可以再搞君主专制了！

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早已有人为之鸣不平了。我们这里也就不多呼吁了。这里只是就其贡献及作用进一步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时而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时而又是落伍者，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然和意外。但是，作为其历史观或思想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它相对是稳定的、具有很大的必然性。所以，梁启超似乎一度与辛亥革命相左，被视为保皇党，可他对保皇并非终身不二，在关键时刻又站到了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前列。他从维新开始，到组织护国军讨袁，可见其思想及史观一直还是一致的、渐进的。

历史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观念则处处有必然性。

笔者在著此书前，曾写一人物传记，涉及到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当中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在那时鼓吹帝制是反动已极的。但正是这个人，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的联合，被孙中山称赞为“真可人也”，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而后，这个人转而同情共产党，李大钊被捕前是他报的讯，要他们撤离，事后，不惜当掉家产，设法营救，后来，终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只要仔细研究他的思想或史观，从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到加人共产党，其间还是有进步的脉络的。他还同孙中山说过，你搞共和革命，我搞君主立宪，准成了服谁，其志均在救国。所以说，他认为“筹安会”无非是走君主立宪、和平道路，同样可以促使中国走民主启蒙之路，这仅是一时迷误罢了。

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他对历史起到的积极作用可谓远远超过其消极作用。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的评价决不为过：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话说回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也与笔者的历史观有关么？我把他推崇为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在此书中，恐不可辟再大的篇幅了。有这么一个位置，便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