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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为官要懂处世之法（第2页）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这样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三、争心不可过重

争与不争学问极大，猛争者不一定得势，不争者不一定不得力，此为辩证学问。曾国藩说：“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他处世常讲退让，而事关原则大事却不能不争，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有时也讲“退”。他因军饷问题与沈葆桢闹翻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也正好集中在这里。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歉收，饥民成群，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七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都不够，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四处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裕，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一些。曾国藩见状大骂李鸿章没有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少荃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

为此，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便要瓦解了！”

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也无话可说。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闹饷事件，曾国荃向曾国藩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这时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桢的重大矛盾。

沈葆桢，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财徐之婿，道光朝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沈葆桢与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曾国藩上奏极言沈葆桢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等，清廷闻报，加沈葆桢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葆桢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所请。安庆被湘军收复后，慈禧、奕沂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从沈葆桢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但是，当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部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桢见太平军大举人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与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席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浔的水师营、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葆桢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沈葆桢却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下子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咸丰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做湘军军饷。他所以奏准让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桢一上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桢在江西扩建军队也是出于公心，但银子只有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有，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桢发现了，把蔡锦青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沈葆桢是蔡锦青的顶头上司，蔡锦青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银子。

曾国藩、沈葆桢争饷之事发生时，曾国藩位高权重，但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骄蛮之气。事情发生后，他又多方考虑，委曲求全，拒绝了大家要参劾沈葆桢的意见，但是对于金陵围城之军的困难不能不顾，对于沈葆桢告他“贪得无厌”的骂名也不能不辩。

于是，曾国藩最终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致奇祸！”折尾恳求朝廷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养病，现在“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为了争饷之事，曾国藩写了多篇日记，反复记载此事的苦恼，一怕缺饷，金陵士兵哗变，功败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权重，别人疑其专擅；三怕与江西争饷，败了饷缺兵溃，胜了得到专权恶名。所以，还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为稳妥。

沈葆桢知道曾国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以养老亲”。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他们各得其半，井把购买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其纷争。

此外，清廷为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又指拨淮北盐厘每月八万两，从湖南拨粮优先保证围城湘军，还拨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这些钱粮一下子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保证了供应。曾国藩、沈葆桢二人同时撤销“告退”，结束了轰动一时的争饷闹剧。湘军因祸得福，加紧了攻城的步伐。

四、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咸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