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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门读禁书（第2页）

在铁蹄下被**的中华民族，早已认识了帝国主义者狰狞可怖、豺狼般的脸，窥破了帝国主义者阴险可杀、蛇蝎似的心，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等掬尽太平洋之水也涤不了耻辱的惨案。

四万万人的热血，已足溶消坦克大炮了；四万万人的骨肉，已够填塞无畏军舰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一切都不畏惧了！起来！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屠杀由他屠杀，反抗依然要反抗的！

陈伯吹还在文中号召“农工商学兵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振臂一呼：歼灭帝国主义者于太平洋中，斥逐帝国主义在整个地球上”。接着，陈伯吹又写了《要反抗才有胜利》，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进一步表明了他以斗争换自由，“不自由平等，毋宁死”的革命决心。在另一应征剧本《一个少年的死》里，陈伯吹则旗帜鲜明地塑造了一位“愿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北伐军少年战士形象。这三篇写于同一个月的文字虽都是应征而作，但陈伯吹显然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他自己有限的革命实践经验，体现了他对国民革命的朴素认识：团结起来，像北伐军少年那样，革命到底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这之后，陈伯吹又“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下了反对军阀割据的诗歌《战曲》，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行径的政论文《在十字架的顶点》和《今后的国庆日》，还有缅怀孙中山先生光辉业迹的纪念文章《欢欣》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倾向鲜明的革命性诗文，写于当时革命处于最低潮的白色恐怖时期，无怪乎后来他受到当局的注意，被作为“共产党嫌疑犯”而逮捕。

当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889—1927）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4月28日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这个共产党员高大光辉的形象深深触动陈伯吹这位初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的灵魂。李大钊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思想，不可磨灭地烙印在他的心头。陈伯吹暗下决心，一定要以李大钊为榜样。他这样想着，眼前却出现了黄忆农的影子，觉得他们在什么地方相像。这一天，在西校园小亭上，陈伯吹等人又见到了黄忆农。这时，陈伯吹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翩翩少年。他穿着长衫，仪态潇洒，气宇轩昂，是位大学生模样，又有革命者的气概。陈伯吹再一次将这位长衫少年与那位长衫烈士联系到了一起。

时序已是深秋，落叶中透着寒气。以往，黄忆农是每周来两三次，现在已两周过去了，还不见黄忆农的影子，他们4人既感到奇怪，又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天，他们从《新闻报》的首版看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卫戍司令部枪决共产党员黄忆农

从这则消息里他们才知道，黄忆农是金山人，牺牲时才19岁。再看看《新闻报》的出版日期：1928年1月11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们手足无措，想起和黄忆农在一起的日子，他们非常悲痛。当晚，他们4人就在徐学文的寝室里，秘密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

黄忆农的牺牲，使他们4人失去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黄忆农牺牲将近半年了，这半年来，黄忆农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陈伯吹的脑海里。当他用看一个共产党员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黄忆农时，他才明白他为什么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总是将他与李大钊烈士联系在一起。陈伯吹为自己有这样的“同志”而骄傲。

陈荷百调任县教育局工作后，陈伯吹接替他升任为五年级级任导师。这一天，1927年6月17日下午3时左右，陈伯吹正在五年级乙班上第三节课，突然，在县教育局负责“民众教育”的周向之神色慌张地跑进教室，对陈伯吹小声说：“你房间里还有什么？吴淞要塞司令部派宪兵来逮捕你了，你快走！”说完，又急急忙忙去通知徐学文了。

陈伯吹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闯进两个穿军装的宪兵，把他从讲台上带走了。陈伯吹被带到了宝山县公安局，稍后徐学文也被带了进来。几乎是同时赶到的还有宝山一小的校长赵镛、县政府教育科科长王钟麟、县教育局长浦文贵。原来，这次奉命来逮捕陈伯吹和徐学文的是吴淞要塞司令部的龚参谋。龚参谋到县公安局后，首先通知了县教育科长王钟麟，由王钟麟通知县教育局长浦文贵，再由浦文贵通知宝山一小校长赵镛。周向之在浦文贵那里听到消息后，马上跑来告诉陈伯吹和徐学文，但已经来不及了。

审讯开始了。陈伯吹、徐学文肩并肩站在龚参谋面前。龚参谋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两人参加了共产党没有？”

“没有。”陈伯吹、徐学文出自本能断然回答。

“有人检举你们两人张贴过标语，散发过传单，还不从实招来！”

陈伯吹、徐学文都心头一紧，心想坏了，他们一定知道贴标语、散传单的事。但转念一想，为什么只说他们两人，而不是说4人呢？这一定是在欺诈，想到这，陈伯吹和徐学文都答道：

“我们没有贴过什么标语，也没有散发过传单。”

“那你们知道是谁贴过标语、散发过传单？”龚参谋步步紧逼地问。

陈伯吹、徐学文依然肯定地回答：“不知道！”

这时，在一旁的王钟麟、浦文贵、赵镛也都为他俩做证，向龚参谋说明，这两位教员一向很老实，决不会干那种事。

正在这时，两个宪兵进来报告，说陈伯吹、徐学文两人的寝室都搜查过了，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东西。龚参谋听后点点头，便与宝山县公安局长耳语了几句，转身对陈伯吹、徐学文说：“有人控告你们二人是共产党，现在你们既不承认，我们也没有证据，希望你们好自为之。这次就由你们的上司具结担保，放了你们。”

王钟麟、浦文贵叫赵镛写了个《具结保证书》，交给龚参谋回去复命，赵镛又将陈伯吹、徐学文两人领回学校。

回来的路上，他们3人默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回到宿舍，陈伯吹径直向书架走去，发现原先放在上面的《向导》、《新潮》、《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都不见了，心中大惊，两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这时，他们最喜爱的两位学生袁锷、方修却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当宪兵从课堂上带走陈伯吹时，两位学生预感到大事不妙，马上悄悄溜进了两位教员的寝室，把那些进步刊物全部拿走了，这样才使宪兵在搜查时白忙一趟，从而救了他们的老师。

陈伯吹、徐学文被逮捕审讯的事很快在宝山一小传开了。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可能连累学校、校长和学生们。陈伯吹与徐学文商量，宝山一小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何况龚参谋说的“有人告密”，也让他们感到没有安全保障，他们决定离开宝山，到上海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