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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童心论的批判（第2页）

从上述大量引录的批判文章上看，尽管批判者当时仍称陈伯吹为“同志”，但在批判过程中却“毫不留情”。首先抓住陈伯吹儿童文学论中的某一点（譬如关于“童心”的两段文字），加以生发，片面而不是全面地进行批判，从而肢解与歪曲了陈伯吹的原意。其次，无限上纲，把学术性论辩转变为一种政治性批判，尤其将陈伯吹的观点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立，从而把被批判者置于政治上的绝境，这是十分危险的。再次，肆意联系，把陈伯吹的观点与美国杜威的教育理论相联系，把“同志”划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阵营。

1960年，对陈伯吹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头。然而，陈伯吹为什么突如其来地受到这样大规模的批判呢？这还有其更大的政治背景，因为这场批判的发生并不是独立的、偶然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得一些人更坚定地相信，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消除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基础，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铲除一切可能隐藏、孕育资本主义复辟因素的土壤，这一认识还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变化而得到特别的加强。在整个17年的后半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这种破裂在1960年前后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不仅由于前苏联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撤走了全部专家，更由于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出现分歧。中国批评前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国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修正主义的要害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必须从批判“人性论”开始，而“人性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便是文学艺术领域。于是，文艺领域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和重点清理对象。这一批判在1960年前后达到**。196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提出要批判文艺界的“人性论”观点。接着，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和巴人（王任叔）的理论观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人性论”的运动。在儿童文学界，批判者“理论联系实际”，终于“联系”上了陈伯吹和所谓的“童心论”，于是，大势所趋，一场关于“童心论”的批判就由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拉开了帏幕。然而到了1961年，形势有了转机。这一年，为克服政策、工作上的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相应地，对文艺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茅盾、陈毅对儿童文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应该说，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对批判“童心论”的反思。联系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人们感到近一年来对陈伯吹及其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很有不妥之处。于是，为了调动陈伯吹的积极性，也是向陈伯吹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任命陈伯吹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6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由领导同志当众说明‘这次批评有错误’而得到解放”。同年，陈伯吹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童心论”批判也就不了了之。陈伯吹本人也于1962年撰写了《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作了辨析：

1960年有人认为：强调儿童文学上的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作用所形成的“儿童文学特殊性”，就是主张“儿童文学特殊论”，这只会使我们儿童文学游离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流浪出去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深入到实际上，具体到工作上，却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经不起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也便告吹了。……如果形而上学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上的“儿童年龄特征”问题，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质上是取消了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本位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童心论”等等帽子，乱扣在儿童文学的基本因素的“儿童年龄特征”上，试问这种思想、工作方法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呢？难道儿童文学真正不过是成人文学短一些浅一些的翻版罢了？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全面升级。“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于是错误地发动了**。事实上，文艺界的批判活动，“迄于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破门而出之前，未尝真正停止过。其间对一本书、一出戏、一首诗、一篇论文、一部影片……不论其是属于文学的，还是属于音乐的、美学的，乃至于哲学的，所谓‘小批判’、‘小整风’，像海洋底下的那股潜流，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一开始，陈伯吹成了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童心论”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这一次批判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对陈伯吹的政治迫害也最为严重，直至**结束，陈伯吹才得到“解放”。

1966年6月，**开始，陈伯吹遭到了非人迫害。8月31日，陈伯吹被造反派抄家，全部藏书及有价值的资料均被抄走。陈伯吹后来回忆说：

1966年8月31日，一伙人来我家里抄家，把我的全部藏书和有价值的资料都抄走了。隔了两天，又召开批判会对我批判。会上，带头的一个头头铁青着脸，责问我在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一只想飞的猫》说：“猫会飞吗？猫会说话吗？”这时候，我手里擎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其中的第22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

从此，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遭到了更加莫须有的批判。批判者将陈伯吹及其理论与当时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挂上了钩，而在理论溯源上，这一次却是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至上论”发生了关系，又与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这里仅以一篇批判文章——肖学森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理论”》为例，就可见当时气氛。

首先，批判者给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解放以来，儿童文学界在刘少奇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清算”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绝无超阶级的个人。斯坦尼不是纯文化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伯吹当然也不会是单纯的文化人，他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早在1930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陈伯吹就已经堕落为跟在帝国主义后面摇尾乞怜的走狗。他跟着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狂吠：“中国的敌人只是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该死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时候，陈伯吹利用所主编的《小朋友》，呕心沥血地帮独夫民贼蒋该死脸上贴金，麻痹人民，鼓吹什么“抗战胜利，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五权的好主义”，妄图实现蒋介石的反动宪政。他还在国民党反动的文化特务机构中任要职，专门从事扼杀进步书刊的万恶勾当。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他家里抄出了各种反动罪证和变天账。解放以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陈伯吹摇身一变，披上了“进步文化人”的外衣，戴上了“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面具，窃取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市作协书记等职务，利用“合法地位”，变本加厉地贩卖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肆吹捧外国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反对儿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陈伯吹之流所一再鼓吹的“为儿童服务论”、“童心论”之类，实质上就是他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破烂武器。

批判者在这里所说的“陈伯吹之流”又是那一类人呢？批判者在后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释：

刘少奇及其一伙，他们的魔爪就直接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拼死拼活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在“为儿童服务”的幌子下，刘少奇要人们继承《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的传统；陆定一提倡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胡乔木则主张出版“各种寓言，小说笔记上的各种故事，孙行者、包公、济公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又是什么“《三个火枪手》是世界名著，都可以编写出版。”周扬更大力鼓吹“要表现童心”、“母**是客观事实”、“要有专门适合儿童、表现他们的文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封、资、修黑货大量出笼，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陈伯吹凭着他的反革命敏感，紧紧地跟在他新主子刘少奇的脚后，亦步亦趋。

接着，批判者为陈伯吹开列了“三大罪状”：

一、以“为儿童服务”来反对“为政治服务”，“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使之（儿童文学——引者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抛出“童心论”（又叫“儿童本位论”）对抗“阶级论”，“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甚至还在一厢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的惶惑：

在那场名为“业务思想批判”而实质上是政治批判的“群众运动”中，一张大字报否定一批作品，一篇文章扫掉一批作家，完全没有一点儿学术讨论的味道。少年儿童出版社遭了殃，儿童文学事业也遭了殃。……对“童心论”的批判，则认为“童心论”就是“儿童本位论”、“儿童立场论”，也就是“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并扣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帝修反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代理人”等等帽子。

在那“一浪高一浪”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的，是“人性论”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的表现。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那末，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惟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