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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阿丽思小姐到波罗乔少爷（第2页）

正当《阿丽思小姐》准备出版时，陈伯吹在小学执教的弟弟汝敏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陈伯吹悲痛万分，在一条长方的白纸上挥泪写道：

正当我们困难的辰光，

你来衔着苦杯共尝；

总见你埋头伏案，提笔匆忙，

其时弦月斜西，鹃啼凄怆。

应是人生茹苦似糖，

只是你撒手年才少壮！

痛惜从此不相过往，

纵然天老地荒。

丧事完毕，陈伯吹回到北新书局，悲痛之情仍不能平息。为了表达对汝敏逝世的悼念之情，他在即将付排的《阿丽思小姐》的扉页后面的插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此书呈献给我的亡弟汝敏

又在插页的背后写上：

我就给了阿丽思这样一个幽默的生命，却不能从病魔手中卫护康复你的生命。——你生前是此书的爱好者。献给你。

寥寥数语，寄托着陈伯吹的无限哀思。

《阿丽思小姐》出版后，“它在读者来信中，反应出的‘预应力’，还能相当地符合作者构思时的估计，这就使自己获得辛苦挥笔的愉快报酬”。而其中有一位康同衍女士的来信，让陈伯吹终生难忘，直接影响到陈伯吹在此后的创作道路。康同衍是位与儿童文学走得很近的女翻译家，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有《荷兰童话集》和《意大利童话集》。她在读到《阿丽思小姐》后，给陈伯吹写来一信，全文如下：

伯吹先生：

示悉，兹译就一篇美国的东西请指正，如不合用，亦请掷还为祷。

《阿丽思小姐》即日就一口气地读完了。我不禁替中国的、全世界的孩子们庆幸：有一位这样好的母亲，在不断地绞脑汁，写出这许多划时代的她们需要的东西来教育她们。

中国的儿童读物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未曾有吧？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本书，总有人来翻译的。

一位18世纪的阿丽思，跑到中国来好几年，她没有起到麻醉中国儿童的把戏，反而给她变成一个新世纪的儿童，回到家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有人快快把她送回祖国一转，让她把中国的生活告诉异国的孩子们。我又希望先生继续把阿丽思带到东北去一趟，等她告诉我们她在东北干过些什么。国际调查团到东北一次，重新写了一本再瓜分的书，巴比塞想到中国来而不果行，我希望阿丽思代替巴比塞到东北去一趟。

这本书，我又有点感到先生不是一气写成的，至少是小学生杂志一段一段的催您完成的。对不对？因为您漏了一大段事实没有写上去。那就是：当阿丽思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没有看到群众抵抗的情形。说您不写群众吧，则又不然，后面——该书给小朋友借去了，无从指出哪一页，——明明是写着群众的。望先生在再出版的时候，把这伟大的事实补上去啊！不然，大家会误会这阿丽思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不是新时代的英雄，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事实上，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既不会吐剑，又不能飞檐走壁，这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不是民众们一致起来反抗，哪有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呢？这是我的一点愚见，未悉先生以为何如？至于先生赐书说‘读后有何见教’，先生委实客气得使人不敢当的。

《华家的儿子》盼请寄赠一册。专复

敬请

著安

同衍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既肯定了《阿丽思小姐》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又对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委婉地给以批评，并希望陈伯吹继续借阿丽思的形象写下去，把东北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一希望在她的另一封信中表达得更为迫切：

……当沈阳失陷后，我有过想借风雨云雷等的童话事物，来写一本东三省的农村和帝国主义的再瓜分中国以及进攻前苏联等题材的作品……现在我觉得用阿丽思来写，更有力些，请您快点写吧……

陈伯吹读着康同衍的来信，久久不能平静。一是从信中看，康同衍很了解陈伯吹的创作意图，在思想上有共鸣。二是非常佩服康女士，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敢于亮出这样进步的儿童文学观，实在可贵。可惜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使他们中断了联系，陈伯吹因此非常挂念，仍然渴望能有一日得到她“更多的鞭策与帮助；还不知道她是否读到了她所关心我续写的《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们》这两册小说？”

康同衍信中关心的《华家的儿子》和陈伯吹在这里提到的《火线上的孩子们》，是陈伯吹继《阿丽思小姐》后在同一年中出版的两部小说。因为“九·一八”的炮火和康同衍女士的希望，使得陈伯吹的创作“从幻想性的童话转过弯来倾向到现实性较强的小说上面来了”。“我得感谢友人康同衍的及时关心与指教（也要感谢出版时赵景深先生为它作序），更督促鼓励我写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体的童话《华家的儿子》。……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拿起笔要写的肯定是与自己祖国命运攸关的那些主题。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象征性小说体的《火线上的孩子们》，以及借嘲讽孩子的懒惰、不卫生，以旁敲侧击旧社会中某一部分人，该觉悟过来，奋发有为的童话《波罗乔少爷》”。

《华家的儿子》虽出版于1933年，但其中不少章节也是在《小学生》上发表过的。原来陈伯吹写过不少篇以华儿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在读过康同衍的信后，陈伯吹觉得应该写一部直接面向生活的作品以补救《阿丽思小姐》之不足。他想以前多篇作品中的华儿这个名字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华夏儿女”，何不在此基础上，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为背景，写一部华儿在事实面前不断觉醒的成长故事呢？于是他把已经发表的那些互不贯连的短篇小说进行再创作，把自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生活感受写了进去，并且补写了《梦魂颠倒》、《意志坚定》、《彻底觉悟》、《反抗胜利》、《再接再厉》等篇，再将所有的章节理顺、连贯，这样就写成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

《华家的儿子》借华儿的形象比喻中国人，在华儿与本儿的尖锐对立中来发展情节，深化主题。作品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某些弱点进行反思，“过去的生活太好太安稳，于是梦魂颠倒，于是空想空话，于是咬文嚼字，……这样一天天堕落下去，他自己也不知不觉。但是他强暴的邻人却因此起了野心，朝来侮辱，暮去压迫。”于是，一再忍让的华儿终于觉醒，联合其他被压迫的孩子一起进行反抗。如果说这里的“华儿”喻指的是我们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那么“本儿”这个名字极易让读者联想到“日本”，华儿与本儿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民族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作品通过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在侵略者面前，只有奋起抗争别无他路。在表达这一主题过程中，作者不仅着力描写了华儿的从浑浑噩噩到清醒、务实的转变，而且还从华儿的打破“和为贵、忍为高”的旧传统入手，推进了情节，使作品更有利于配合全民抗战的宣传，也增强了它的思想教育作用。在创作上，作者运用了寓言、童话般的象征手法，由于全国男女老幼的同仇敌忾，读者的反应比较强烈。

与《华家的儿子》相比，《火线上的孩子们》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小说通过粤儿、闽儿、川儿、滇儿、浙儿、苏儿、陕儿、甘儿等30个小朋友组成的少年先锋队在走上前线和参加有关活动中之所见所闻，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所造成的农村破产的凄惨景象，歌颂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指出：“苏联那个国度里，遇到旱灾时，驾驶飞机灌溉；遇到蝗虫大队时，用通电流的发光金属网捕捉；水灾是不会有的，因为他们已开凿无数条的运河，流通水量。我们为什么不照样做呢？”引导小读者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前苏联。

《火线上的孩子们》由少年书局出版。少年书局是中华教育社的社员、小学教师徐亚倩、赵余勳创办的一家专门出版儿童文学著作的出版社。创办之初苦于经费，曾与陈伯吹商量。陈伯吹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少年书局可以采用不付稿酬的办法，由儿童文学作者的稿酬作基金，等于大家出钱，由集体来办。”陈伯吹自己便首先带头，将原本给北新书局创作的中篇小说《火线上的孩子们》给了少年书局。这部3万字的小说，若按当时稿费标准，陈伯吹可以得100多块大洋的稿酬。对于陈伯吹的无私支持，徐亚倩、赵余勳都非常感动。但办出版社并不是件易事，少年书局只出了几本书，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半年后，陈伯吹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阿丽思小姐》的姊妹篇《波罗乔少爷》，也是采用了童话的样式。书名本应题作《普罗乔亚少爷》，“普罗乔亚”是俄语中“资产阶级”的音译，为了逃避当局对进步书籍的查禁与对作者的迫害，作者不得不在字眼上有所隐讳，想方设法地有所变异。作品通过拟人化的时钟、鞋袜等的感受，描绘了波罗乔的不讲卫生、懒惰、粗暴等坏习气。它告诉小读者懒散肮脏的可耻可厌和提高文明素质、培养讲卫生与勤奋自强等良好习惯的必要性，同时也“旁敲侧击”了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年人，以促使他们“觉悟过来，奋发有为”。这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综观陈伯吹从《阿丽思小姐》到《波罗乔少爷》这两年中的儿童文学创作，首先给人以丰厚的印象，将主编《小学生》与创作相结合，结出了硕果。《阿丽思小姐》等4部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构成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在接受郑振铎的忠告后，以实际行动自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的第一份贡献。其次，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自一开始就有他鲜明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性，这与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朴素的爱国心分不开；而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他也自觉要求自己的作品担负起向少年儿童传布知识、传达人生的崇高的教育使命。自觉为时代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是陈伯吹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又一大特色。第三，由于作者关注作品的政治效果，因而创作过程中往往从某一主题出发来设计人物与故事，留有明显的图解、影射痕迹。一些作品出现结构较松散、情节进展较迟滞、语言较拖沓的现象，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打了折扣。第四，陈伯吹学写童话，是在西方童话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作家“为现实、为人生”的文学观，使得他很快从幻想的童话转过弯来倾向到现实性较强的小说和童话上来，这一转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一转变，使得陈伯吹这一时期以《阿丽思小姐》为代表的创作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主流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