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也就是这些了。
有一天傍晚,我从北部尉衙门回曹家宅子,经过东街的市集。市集上人声鼎沸,卖布的、卖粮的、卖胭脂水粉的,各色摊贩沿街排开。我穿过人群,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
“陈屿?陈伯澜?”
我回过头,看见一张有些熟悉的脸。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衫,手里拿着一卷竹简。我愣了一瞬,才认出来——是当年在谯县曹家书斋里和我一起旁听过几日课的一个寒门子弟,姓周,叫什么我忘了。他在曹家旁听的时间比我短,后来便没再来过。
“周兄。”我拱了拱手。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那件袄子上停了一瞬。那袄子虽然比四年前好了些,但在洛阳城里,依然寒酸得很。
“你也来洛阳了?”他问。
“是。跟着曹公子来的。”
“哦——”他拖长了声音,“还在做伴读?”
那个“还”字,他说得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是。”我说。
“辛苦辛苦。”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同情,“不过你也别灰心,曹公子前途无量,你跟着他,总比回谯县强。”
然后他便走了,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
还在做伴读。
是啊。四年前我是伴读。四年后我还是伴读。
只不过从谯县的伴读变成了洛阳的伴读。只不过从听郑先生讲《左传》变成了替他跑腿办事。
我没变。变的是他。
那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偏院的小房间里,拿出父亲那柄锈剑,放在膝上。
剑上的锈迹比四年前少了许多。这些年我每隔几日便擦一回,把那些松脱的锈斑一点一点磨掉,露出底下青黑色的铁胎。可刃口始终磨不快——也许是铁料太差,也许是我不得其法。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我拼命地磨,拼命地赶,拼命地想追上他。可追了四年,我还是那把磨不快的钝剑。而他已经是一柄出鞘的利刃,寒光凛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我放下剑,躺回床上,盯着黑黢黢的屋顶。
那行字又在心里浮起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这是他送我的那幅字。四年前在谯县的书斋里,他随手递给我,说“回去多读几遍”。我读了四年。每一个字都刻进了骨头里。
可“心乡往之”终究只是“心乡往之”。我往了一路,他走了一路。我们的距离,始终没有缩短过。
但他说过,让我慢慢来。
他还说过,让我跟着他。
所以我不会走。
不是不能走。是不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