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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郡（第2页）

然后他便走了。

我坐在灯下，听着外头巡夜士卒的脚步声和远处更夫的梆子响。夏侯渊说我不比任何人差——可我从没觉得自己比谁差。我只是觉得，有些距离，不是优不优秀能够丈量的。

那之后不久，袁绍派人来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先是恭喜曹操领了东郡，在乱世中有了一块立足之地，然后话锋一转，提到董卓未灭，朝廷危困，说“孟德既得东郡，何不与我合兵一处，共图大业”。字面上的意思是联盟，可字缝里透出来的意思是——你是想继续独自硬扛，还是来我这边，当个附庸？

曹操读了信，没有回。他把信搁在案角，压在了一摞粮草账册下面。

那几天东郡城外的流民越来越多。黄巾余部在青州一带卷土重来，聚众号称百万，所过之处庐舍为墟。逃难的百姓拖家带口，往河济之间涌来。曹操下令开仓放粥，在城外设了三个粥棚，每天煮几十大锅粟米粥，虽然稀得能照见人影，但好歹吊住了命。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城门口给流民登记名册，忽然听见人群里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妇人抱着一个婴孩挤到粥棚前，那婴孩嘴唇发紫、双目紧闭，怎么摇都不醒。妇人哭嚎着跪在地上，把婴孩举过头顶。

我走过去。那婴孩已经没了气息——大约是饿得太久，又染了风寒。妇人抱着他瘫坐在泥地里，哭声嘶哑得像是从枯井深处传上来的。

我把她扶起来，塞给她几张干饼，叫了一个老兵把她送到城里的收容棚去。她抓着我的袖子不肯撒手，指甲掐进我手腕里，掐出血痕来。我没有甩开。

回到治所已是傍晚。我去后堂送粮草报表，看见荀彧正伏在案上写一封长信。他的袖口微微卷起，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旧疤痕——不知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他见我进来，抬起头，目光在我手腕上新添的血痕上停了一瞬。

“陈司马今日在城外辛苦了。”

“分内事。”

他点了点头，便继续低头写信。我放下粮表便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封长信是写给颍川钟繇的。钟繇是颍川钟氏之后，时任尚书郎，随天子西迁长安。荀彧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关东局势，恳请钟繇在朝中替曹操表奏东郡太守一职。

这封信后来起了大用。钟繇在长安多方斡旋，最终朝廷下诏正式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加以讨逆将军印绶。

但那都是后话。当时的我只知道他在写信，而我正准备去换药——我右臂上那道在荥阳战场上留下的旧伤，这些日子又开始隐隐作痛。军医说是新肉长不平，得重新刮一次。

我坐在偏帐里，解开布条，露出那道暗红色的长痂。军医端着药箱进来，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手倒还稳，先用烧酒洗了刀口的位置，然后拿起一把细长的小刀，在火上烤了片刻。

“陈司马，有点疼。咬着这个。”

他递过来一块叠好的粗布。我摇了摇头。不必。老军医不再多说，刀尖抵住旧痂的边缘，轻轻一划。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疼是真疼——新肉被重新切开，血和脓一并淌出来，淌过旧伤处那些疙疙瘩瘩的凸痕。军医用干净布条吸掉脓血，手指很轻。

就在这时，帐帘被人掀开。我以为是夏侯渊又来送粥，一抬头，却愣住了。

是曹操。他手里拿着一卷文书，正要说什么。看见军医手里的刀和我的手臂，他停住了。他看了看伤口，又看了看我额上沁出的细汗。

“怎么不叫我？”

“小伤。”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拆穿。军医继续低头刮脓。我咬紧牙关，一声没出。

“我问过军医，你这伤如果在荥阳回来就好好静养，不至于到现在还流脓。你那些天不肯歇，现在就得多挨一刀。这一刀，算我的。”

他想了一下，然后将手里那卷文书搁在案上。

“这是东郡各县的田亩册。你先养两天，养好了再给我整理。”

说完便走了。

帐帘落下，我低头看着那卷田亩册。封皮上他的字——端方有力，和十年前写“高山仰止”时一模一样。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军医还在刮，疼得额头全是汗。可心里头有一个地方，比手臂上这道疤更早，也更久。

那年冬天，东郡的雪落了。黑山贼的残部偶尔还来骚扰边境。曹操派夏侯惇领兵剿了几次，斩获不少。而东郡城外的流民棚子里，渐渐有了生气——粥棚照常开放，新开垦的荒田里麦苗钻出了冻土，一些流民开始落户，成了东郡的编户。

一个雪夜，曹操在炉边翻看从长安暗中传回的朝报，忽然抬头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公台最近不太说话。”

我正蹲在火盆旁添炭。陈宫确实不太说话了。自从荀彧来后，他便渐渐从核心军议中退到了更外围的位置——不是被排挤，是他的建言和荀彧的方略总是有些微妙的偏差。有时候曹操只是无意地说一句“文若你看呢”，便把方才陈宫提的方案搁下了。

“也许是天冷。”我说。

曹操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陈宫的事，我是后来才真正明白的。那夜在炉火旁，我只是把炭拨匀了，又重新给他沏了壶热茶。炉火映在他脸上，明灭不定。窗外落雪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