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澜。”夏侯渊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边。
“妙才。”
他也看着那支队伍,沉默了好久,才说了一句:“阿瞒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了。”
“是啊。”
“以后会有更多人,”他说,“比荀文若更聪明的人,比程仲德更狠的人,比你我更能打的人。”
我看了他一眼。他脸上依然是那副温温的、与世无争的表情。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他笑了笑,“就是觉得,你和我这种人,在阿瞒身边的位置,会越来越窄。”
我回头看了一眼治所方向。那里的灯火亮着——曹操还在和荀彧、程昱议事。
我没有回答夏侯渊。但他说的话,我早就在心里想了无数遍。
那夜,曹操设宴庆功。宴席设在兖州治所的正堂,比当年在洛阳桥府的那场宴席简陋得多——案几是旧的,酒是浊的,菜不过三五样。可来的人比桥府那次更多。夏侯惇、曹仁、曹洪、夏侯渊、荀彧、陈宫、程昱、王必,还有新投降的黄巾将领,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堂。
我在席间替众人添酒。走到陈宫面前时,他看了我一眼,举了举酒樽。
“陈司马辛苦了。”
“公台先生辛苦。”我说。
他笑了一下,那笑意有些勉强。我注意到他今晚喝了很多酒——比在座所有人都多。散席时他是被两个亲随架出去的。
三日前陈宫单独来找过曹操。我在门外隐约听见他们谈到某个方案——东郡以北、冀州方面、袁绍——陈宫的声音高了些,曹操只是一句“知道了”。那语气我听过无数次:他已经决定了,而且绝不是陈宫说的那个方向。
后来回廊上只剩下两人。我在暗处站了很久,看着他独自在檐下发愣。他不是第一次被否决。但这次不一样。荀彧来了。程昱也来了。他们的建言越来越契合曹操心里那张看不见的图。而陈宫的方略,总是差那么一寸。
第二天清晨,我去马厩牵马,看见陈宫独自站在城头上,望着北方。北边是冀州,是袁绍的地盘。他在看什么?我没有问。我从城楼下牵马走过时,他大约是看见了。他没有出声叫住我,只是手里那柄从不离身的羽扇不知何时换成了一支青褐色的陶笛。他没有吹,只是静静握在手里。
那天午后,曹操的案上多了一封从长安传来的廷报。长安朝廷承认了他自领的兖州牧,正式下了诏命。诏书落款印章重重叠叠——李傕、郭汜、杨奉,那些把持朝廷的西凉诸将,大约觉得远在关东的曹操不足为虑,一个名分给了便给了。
曹操把廷报搁在案上,沉默了很久。
“朝廷给了我名分,”他说,“下一步便是收豫州、定徐州。”
他说这话时,荀彧正站在舆图前。这两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谈节奏——曹操说着,荀彧便能立刻接上哪座城该先取、哪条路该先走、哪路人马该派去招抚。我在一旁研墨。这些事我能听懂大半了,但依然插不上嘴。
那年初冬傍晚,曹操在兖州治所的城墙下站了很久。城墙是新修的——黄巾降卒们用了两个月时间把原来塌了半边的土墙修成了砖石结构的城墙。他仰头看着城楼上的曹字大旗,忽然转过头来。
“伯澜,你说这面旗能立多久?”
“你立多久它便能立多久。”
他笑了。夕阳把他的脸染成赭红色,眼角的细纹比几年前深了些,但眼睛里的那团火还在烧。我忽然想起十二年前的谯县书斋,那时候他问我——“你读过什么书?”我说“《孝经》”。他说“就这一本?”那时候他眼里的光,和现在一模一样。
“伯澜,”他忽然说,“你还记得我在谯县时跟你说的那句话吗?”
“哪一句?”
“慢慢来。”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
“如今我不需要你慢慢来了,”他说,“你已经够快了。”
我愣在原地。他说完这句话便转身往治所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明日卯时军议,别迟到。”
“我何时迟到过。”
他笑了笑,大步走进营门。
那夜我独自坐在营房里,把腰间短剑拔出来,就着油灯反复擦拭。剑上那道水纹依然清亮如水,剑柄的丝绳已经换了第三回。城墙上的风声穿过营栅远远传来,夹着梆子和巡夜士卒的口令。这把短剑是他三年前在谯县演武场外亲手递给我的,说“够用了”。方才他说“你已经够快了”,语气和当年说“够用”一模一样。
他大概不知道,他随口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在心里存着。像母亲存铜钱一样,一枚一枚地攒着,攒了十几年。他忘没了我不知道。大概是忘了。可我每一枚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