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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重逢（第1页）

金吉的判决书下来的那天，上海下了一场冷雨。

雨水从地下街入口的斜坡上灌下来，混着泥巴和烟头，在台阶上留下一道道灰色的水痕。

走廊里的墙壁又开始渗水了，陶叶家的服装店门口铺了两层硬纸板，不到半天就踩烂了。

金吉妈没有来法院，因为她在庭审那天晕倒之后就一直躺在家里，金吉爸守着她，两个人像两棵被风刮倒的树缠在一起，谁都不敢先松开谁。

金吉他哥攥着那份判决书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眼镜摘了又戴上，摘了又戴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判决书的一角已经被他攥得皱成了团。

陶叶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穿着最普通的黑色外套，头发没有扎，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

法警押着金吉从侧门走出去的时候，他往旁听席看了一眼。

那一眼很短，短到可能不到一秒，但她在那一眼里看到了所有东西——小时候在地下街走廊里踢石子的男孩，把写着“金”字的头盔塞进她怀里的少年，在雨夜电暖器的橙光里说“我会娶你的”的人。

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但她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不起。

那扇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铁门碰撞门框的声音在地下街的走廊里回荡了很久。

金吉入狱的过程在庭审记录里只有寥寥几页纸。

案发当晚，烧烤摊前的斗殴中，金吉在被对方压倒在地、碎啤酒瓶抵在脖子上的情况下，本能地抬手去推对方的手腕。

碎玻璃在混乱中刺入了对方的颈动脉，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检察官念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时候，金吉站在被告席上，穿着看守所统一发放的蓝色马甲，手腕上的疤已经愈合成一条粉色的凸起，像是戴了一只永远摘不下来的细镯子。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甚至在律师让他陈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只是低着头说了一句：“我没想杀他。但人确实是我手里那截碎玻璃杀的。我认。”

旁听席上陶叶闭上了眼睛。她知道金吉说的“我认”是什么意思——是承认那个人死了，而他的手握着那截碎玻璃。

他分不清“我不是故意的”和“我不该负责”之间的区别。

从小到大，他只知道做了事就要认，打了架就要扛，杀了人就要偿命。

他从来不会为自己开脱，从来不会说“不是我的错”。

如果那天不是她用手肘碰了他一下，他在派出所门口就冲上去打架了；如果那天不是她挡在他面前，他可能早就因为打架失手进了少管所。

她教会了他克制愤怒，但她没有教会他怎么在犯了错以后原谅自己。

最终判决是无期徒刑。考虑到案发时被告未成年、系对方先行动手、被告有正当防卫因素、且认罪态度良好，法院酌情判处无期徒刑。

金吉没有上诉。

金吉入狱半年后，美琳姐从日本打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和平时不太一样——不是在聊原宿又开了哪家新的洛丽塔店，不是在吐槽田中又忘了她生日——而是用一种很轻很柔、和那年夏天在天台上看星星时一模一样的语调，问陶叶想不想来日本住一段时间。

“换换环境，”美琳姐在电话那头说，声音被跨国长途的沙沙电流声裹着，“你现在需要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陶叶握着话筒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抬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那三个并排的东西——白色音乐盒上穿裙子的小女孩还在转圈，只是发条越来越松了，转一圈要花比原来多一倍的时间；金吉的黑色头盔放在旁边，上面那个歪歪扭扭的“金”字已经褪得快要看不清了；叶翼柯寄来的那张白色光盘靠在头盔旁边，盘面上“叶子”两个字还是那么用力，好像写字的人在落笔的时候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马克笔的笔尖上。

然后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

她已经很久没有穿洛丽塔了。

衣柜里那三条裙子——粉色那条是美琳姐做的，浅蓝那条是叶翼柯送的，鹅黄碎花那条是金吉买的——还挂在原来的位置，只是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她伸手把鹅黄碎花那条拿出来，抖了抖，裙摆上的小雏菊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

“好。”她说。

去日本的手续办得比她想象中快。

陶叶妈没有反对——她大概觉得女儿离开地下街一段时间是好事，换个环境换换心情。

她帮陶叶收拾行李的时候往箱子里塞了两条洛丽塔裙子，一条粉的，一条浅蓝的。

“穿不穿是你的事，”她把裙子压在行李箱最底层，拉链拉到头，“但万一想穿了呢。”

东京和她想象中一样，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