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小说网

父亲的出路（第2页）

补锅匠：用补锅钉或铁水修补漏水的铁锅，是当时“物尽其用”生活方式的体现。

钉秤匠：校准和修理传统的杆秤，确保交易公平。

磨刀匠：为家庭菜刀、剪刀提供磨砺服务，是走街串巷的常见手艺。

女性主要学习家庭生活技能。自家纺线、织布、做衣服、补衣服，是农村妇女的基本技能。制作各种咸菜、泡菜菜、磨豆腐等传统美食。养猪养鸡等日常家禽养殖。烧火做饭与节约用物：在燃料和物资匮乏的年代，掌握如何高效利用柴火、修补旧物、废物再利用是生存必备。

父亲三兄弟基本上也只能走这条路。大伯学的石匠，父亲学的木匠，三叔身体强壮，有一身蛮力，除了农耕劳动外，靠帮人家挑、抬、搬干纯体力维持生计；三兄弟各自外出做工，所得收入除买公分后剩余钱财交于祖母掌管分配，而三个姑姑则是学习家庭生活技能，在家帮持家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一家的居所，还是祖父祖母亲手修建的三间土墙草屋。墙体由黄土夯筑而成，屋顶铺着晒干的茅草，屋内空间狭小，陈设也极为简陋，仅能勉强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到了七十年代，因父亲的兄妹六人先后降生，再加上祖父祖母，一家八口人挤在原本就狭小的土墙草屋里，日子愈发拮据。原有的住所早已无法容纳全家的起居，修建新房，成了当时家里最迫切的事情。

我生活的地方盛产质地坚硬的石头，上世纪70年代，当地人家修房造屋，几乎都用这种石头做建材。因大伯是石匠，父亲是木匠，加上三叔和大姑六姑，全家齐上阵，在完成生产队公分任务的前提下，起早贪黑、任劳任怨，足足忙活了一年多，终于建起了一栋单排三间排面的石墙青瓦房，终于可以缓解住房不足的尴尬。

上世纪70年代，在农村地区，子女结婚后与父母分家过日子，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既是当时家庭结构演变的常态，也是农村传统生活模式的真实写照。

家里的青瓦房刚建好没多久，大伯便结婚成家了。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成家后的大伯分家，最终分得家中头间青瓦房，从此独立门户、自主生活。分家之后，大伯外出做工所挣的收入，不再像婚前那样交给父母统一支配，而是全部用于自己小家庭的开销，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大伯分家后，父亲便和家中其余人口，挤在剩下的两间青瓦房里生活。彼时父亲依旧常年外出做工，和大伯不同的是，他做工所得的工资，依然全部交给父母统一管理、统筹支配，用于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据记忆，当时父亲每天的工资只有1。2元，这笔不算多的收入，却是全家人生计的重要支撑之一。

时间来到70年代末，这一年农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央出台政策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从原来的生产队回归到农户手中，土地，这个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终于要回到了他们手中。同时，土地到户后，生产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功能随之取消，沿用多年的工分制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变革对父亲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出做工再也不用花钱买工分，每天做工所得的1。2元，终于可以全部归自己支配。

“分田到户”这四个字，如同春雷般响彻在田间地头，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生产力，也点燃了农民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成婚，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我的母亲，同样来自隔壁大队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家中共有兄妹四人，母亲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二舅、三姨和小姨。由于母亲比二舅足足大了十岁，那时外公外婆整日忙着挣工分养家，根本无暇兼顾家里的大小事务，操持家务、照看弟弟妹妹的重担，便早早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家境的拮据，让母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在扫盲班断断续续念过几天，勉强能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些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格外清贫，每一步都走得格外不易。直到与父亲成家后，母亲依旧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一边要在生产队挣工分补贴家用，一边还要帮助祖母操持家中大小琐事，撑起了这个家庭。

父亲虽然已成婚，但当时并未与祖父祖母分家，依旧和家人一起生活。与此同时，大姑和六姑也相继外嫁，家里的人口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祖父祖母、三叔、小姑，及我父母亲这六口人，一家人依旧挤在那两间青瓦房里，携手过日子。

彼时家里依旧是祖父祖母当家，看着父亲已成婚，家里又多了一张嘴吃饭，祖母便要求工分制结束后，父亲每月上交30元工资，纳入家庭统一收入支配。可父亲每天工资只有1。2元，而且外出做工并非每月30天都有活干，收入极不稳定，再加上自己也已成家，有了小家庭的开销，便没有同意祖母的要求，父子母子间就此产生了分歧。据父亲回忆，当时这件事还特意请了生产队里威望较高的长者前来调解，可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调解无果。见此情形，祖母便提出了分家。

当初父亲兄弟几人一起修建的三间青瓦房，大伯结婚时分走了头一间，他自己又挨着建了一间，如今只剩下中间的堂屋和另一头的一间房。当时祖父年纪已大，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根本没有钱重新修建新的房屋，只能在现有房屋的基础上分割。最终商议决定，另一头的一间房分给我家，中间的堂屋则留给三叔、祖父、祖母和小姑一同居住，就此完成了分家，大伯家、我家、三叔家。

按照我们现在的住宅标准，大家大概率会疑惑：“你家那么多人，怎么能住得下？”其实大家有所不知，以前修建的青瓦房面积都比较大，每一间房的宽度大概有3。6米，深度则在9米左右。分家之后，为了满足各自的使用需求，每间房中间都加了隔墙，一间直接分成了两间。

大伯分家后，只分了一间房；剩下的两间主屋，后面又分别延长搭建了两间附房。由于青瓦房是典型的人字形结构，越往后面的附房，地势越低、房屋也越矮。

我家分到的那间房，同样被一分为二，前面部分用作厅堂，中间是卧室，最里面则改成了厨房。祖母和小姑平日里就住在大伯家，吃饭和三叔一起。原本的堂屋也被分成了两半，前面依旧作为堂屋使用，只是面积比原来小了不少；祖父就睡在堂屋后面的那间房，三叔则住堂屋后方的偏房。

三叔家的厨房，是在我家房屋旁边搭建的偏房，所以他们家煮饭、进出厨房，都得从我家的厅堂里经过。除了大伯家有单独的进出通道，我家和三叔家虽说已经分了家，却依旧四通八达——从房屋布局上看，其实并没有真正分开，只不过是各自开火、各吃各家而已。

分家之后，除了住房之外，家中的农具、家禽和各类生活用品虽也各分了一些，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支撑一个新家庭的正常运转，锅碗瓢盆这类最基础的生活必需用具，还得重新添置。

听母亲回忆，当年分家时，家里只分得了一口铸铁大铁锅。这口锅身厚重，用途却单一又繁琐——既要用来给一家人煮饭，又要兼顾煮猪食，一天下来来回腾挪、清洗，十分不便。那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再买一口专门煮饭的铝锅，也就是我们当年普遍叫的“锑锅”，不像现在，有不锈钢、陶瓷等各种各样的高品质材质可供选择。

可刚分家的小家一穷二白，没有半点家庭启动资金，买一口锑锅的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圆这个简单的心愿，父亲挤时间到外面打了几天零工，一分一厘地攒够了钱，才终于把那口锑锅买了回来。

一晃快半个世纪过去，那口锑锅至今还在使用。这些年里，它修了又修，补了又补，锅身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和修补的痕迹，每一道印记，都是岁月走过的证明，也藏着父母撑起这个家的艰辛。

后来我步入社会，看着这口锅日渐陈旧，便先后买过好几次崭新的锅具带回家，可母亲却始终不怎么用，依旧执着地守着那口老锑锅。哪怕锅出了小问题，她也只是找师傅修一修，继续用。起初我不解，还为此和母亲争论过几次，觉得她太过固执，放着好用的新锅不用，偏要守着一个“老古董”。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读懂母亲的心思：她舍不得的从来不是这口锅本身，而是藏在锅里的情怀。这口锑锅，是父母分家后，为组建新家庭添置的第一件东西，是他们白手起家的起点，承载着他们最初的艰辛、期盼与相守。它煮过的不只是一日三餐，更是岁月的温暖与一家人的烟火气。

如今，那口老锑锅要是再出现损坏，我不会再劝说母亲换一口新的，反而会主动提出去修好它。我渐渐明白，修补这口锅，不只是修补一件旧物，更是对父母那段艰辛又珍贵的岁月的尊重，也是对这份沉甸甸的家庭情怀的传承。

分家之后的日子，苦是真的苦，可藏在烟火气里的快乐也从未缺席。父亲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常年在外奔波做工，每一分收入都攥得紧实，只为撑起这个刚落地的小家。母亲则两头操劳，一边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贴补家用，一边包揽下家中所有大小琐事，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用单薄的肩膀，托住了这个家的安稳。

这些事情都是我记事起，父母在闲时告诉我的。

也正是这一年，母亲怀上了我，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像一束光，照亮了这个清贫的家，添了满屋子的欢喜。那时还是集体经济年代，没有如今的孕期福利，更没有专门的保胎假期。即便怀了孕，母亲也没能停下挣工分的脚步，只是生产队的人得知后，心善地不再给她派重活。就这样，母亲一路劳作，没敢有一天懈怠，直到临盆的前一刻，才真正停下手中的活计，歇了下来。

转眼到了1980年，中央的分地政策一步步落到了地方。我家所在的川渝农村，生产队的田地终于顺利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这儿的分田标准，基本是人均一亩，恰逢母亲怀着我，多算一个人头，我家最终分到了三亩稻田。土地分到户后，沿用多年的工分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一下子打破了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僵局。这份实实在在的激励，极大地点燃了每一位农民的生产热情，也让父亲和母亲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小家庭，真切看到了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希望，心里满是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