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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第2页）

有意思的是，我的名字“成兵”恰好和军棋里的一个棋子“工兵”都是是兵，也正因如此，我后来有了一个叫“工兵”的外号，这外号一叫就是好多年。这其中的趣事，我会在后面的篇幅里慢慢和大家细说。

那时天气酷热难耐，原本特意留着给母亲坐月子补身体的三只鸡，竟全都染上瘟疫死了。产后的母亲本就身体虚弱，急需营养滋养，可家里再也没有像样的营养品，全靠着叔辈们和外婆家你送一只鸡、我拿几个蛋，东拼西凑着帮母亲补充体力，除此之外，便只有自家腌制的干咸菜和泡酸菜，再无其他。

生孩子对女人身体的损伤本就众所周知，更何况母亲当年还是难产，损耗的气血远胜常人。仅靠着这少量的鸡、鸡蛋，再搭配着寡淡的咸菜和酸萝卜，又怎能撑得起她虚弱的身子，补回生产时耗损的元气呢？

偏偏那时正值稻谷抢收的关键时节，地里的农活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照料刚生产完的母亲。他整日里脚不沾地，忙完田里的活计，又得马不停蹄地打理家里的琐事，终日奔波操劳，连喘口气的功夫都少得可怜。祖母、大伯、三叔还有姑姑们，也都各自忙着自家的农活与家事，分身乏术，只能在难得的空闲时分，抽空来看望母亲一眼，根本顾不上好好照料。

母亲连正经坐月子的时间都没有，在床上勉强躺了几天，天气又炎热，也没休息好，便撑着虚弱的身子下地操持家务。也正是因为这样，母亲落下了难以根治的病根，身体比寻常人虚弱得多，饮食上更是有着诸多禁忌：吃硬一点的东西就容易牙痛，吃酸的就会反酸烧心，平日里炒菜也从不敢放其他调料，只能简单放些油和盐调味，这般清淡的饮食，一坚持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

不知道是当时天气太过炎热，还是接生条件简陋导致了感染，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晚上，突然高烧不退。父母急得团团转，用尽了各种土办□□番尝试，给我身上擦拭高度白酒降温就是其中一种，可体温始终居高不下。实在没办法，深夜里，父亲只能徒步赶往十里外，去请陈医生来家里为我出诊。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医疗条件整体十分匮乏。那时候，农民生病后大多是“能扛则扛、小病拖、大病熬”，不少人会依赖草药、针刺放血、刮痧等传统方法缓解不适，甚至会求助“仙姑”“神汉”这类非正规渠道。若是病情比较严重，就医时基本也只能选择赤脚医生。

陈医生赶到我家后，先用常规手段为我诊治，可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他便采取了当时比较强效的退烧方式——肌肉注射，给我打了一针庆大霉素。之后，他一直守在我身边，直到清晨我体温退下来，又开了一些当时不知名的偏方，才放心离开。

可没想到，到了我出生的第十二天，高烧再次袭来，症状比上一次还要厉害。

我的身子烫得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火炭，小脸烧得通红，嘴唇起了一层干皮，连哭声都是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声接不上一声。

母亲那时候自己的身体还没养好，下床走几步都要扶着墙，可那天夜里，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把我从床上捞起来，紧紧搂在怀里，脸贴着我的额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我滚烫的脸上。她一边哭一边用湿毛巾给我擦身子，手在发抖，毛巾都拧不干，水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淌，她浑然不觉。

父亲已经顾不上深更半夜了。他光着脚冲出门，连鞋都没穿，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往陈医生家跑。田埂又窄又滑，他一脚踩空，整个人摔进路边的水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泥，接着跑。事后他才发现，膝盖磕掉了一块皮，血把裤腿都洇湿了，可他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

陈医生来了之后，给我开了一针青霉素，针扎下去的时候，父亲别过头去不敢看，母亲则把我抱得更紧了，像是怕谁把我抢走似的。

那一夜，陈医生又守到了天亮。

父亲坐在床边的矮凳上，两只手撑着膝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脸。母亲熬不住，抱着我歪在床上睡着了，可睡梦里还在抽泣，睫毛上挂着没干的泪珠。父亲轻轻把她额前的乱发拨到耳后，那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

后来父亲跟人说起这两个晚上，总是说同一句话：“那两天，我把一辈子的怕都怕完了。”

从我记事起，我不止一次听母亲提起，我刚出生三天，就不得不打庆大霉素，到了第十二天，又接着打了青霉素。那些日子里，医生们守在我身边熬了一整夜又一整夜，现在想来，我小时候真是个格外难带的孩子。

大家有所不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医疗卫生水平还比较落后，对於抗生素使用的监管也不够严格。当时很多儿童感冒、发热后，大多会接受青霉素肌肉注射治疗，注射部位多在臀部。

为了缓解青霉素肌注后的疼痛感，当时大量使用苯甲醇作为青霉素的溶媒。然而，注射苯甲醇后，容易刺激肌肉的肌膜及筋膜，导致其肥厚、过度增生，同时还会引起肌肉组织变性坏死，进而造成髋关节活动功能障碍，影响后续行走，不少人因此落下了残疾。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在网络爆红。视频中提到了二舅人生中的一道“坎”——有一天他发高烧请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内在他屁股上打了四针，之后二舅就成了残疾，一条腿蜷缩着无法直立行走。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婴儿时期虽也采用了当时大人的治疗方式，却没有像他们那样“倒霉”，未曾出现这样的后遗症。否则，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好在，那些最险的时刻，我都闯过来了。

从我记事起，甚至更早的那几年，体质就偏弱。感冒发烧这类小毛病，在那些年里几乎与我形影不离，陈医生也因此成了我家的常客。她陪着我走过整个幼童时光，直到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渐渐好了起来，各个乡镇都建起了正规卫生院，我们家才慢慢不再找赤脚医生看病。后来我长大成人，偶尔在村里碰到陈医生，她还会笑着和我打趣：“小兵，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现在身子骨越来越结实，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爱生病的小不点了。”话语里满是藏不住的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