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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第七讲 两个巨人的角逐（第2页）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势在必行

1。小珠三角大局已定

“珠三角”有三个：“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小珠三角”，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以珠江为界分成的东西两岸。东岸，以东莞为主要代表，其经济模式基本是“两头在外、前店后厂”。据香港的有关高层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向祖国大陆输入了近五万家企业，现在香港第三产业的产值在GDP中高达87%，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而香港的第二产业基本上都到了以东莞为代表的祖国大陆，据说东莞有两万多家香港企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前店后厂”的关系。

我当记者的时候，对东莞模式是非常担心的，曾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借腹生子”，因为东莞没有品牌，没有市场，也没有终端。现在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思考问题的方式了。跳出三界五行，我们就不难发现，东莞其实早就纳入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即便它只是一个车间，但它毕竟是在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所以，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旺盛的。只要不发生波及全球并且涉及到产业形态或格局的重大变化，那么，东莞这个世界加工厂就会继续发挥作用。

珠江西侧，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城市带，包括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这个区域的模式是两头在内，其主要特点是借助香港国际通道的战略地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优势，先行一步把海外的时尚、潮流和市场化的资金、技术移植过来，用以发展自己的产业。在此模式下，就产生了顺德的家电、燃器具，中山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以及家具、时装等各个行业。最后，他们扛着这些经过组装的“洋枪”、“洋炮”，昂首挺胸地大举“北伐”，以凌厉之势横扫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的“小珠三角”，还存在着第三种经济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番禺模式”，其特点大致是“扁担挑缸钵，两头都滑脱”，与“珠三角”东西两岸的行情都失之交臂。当第一波行情，即“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浪潮汹涌到达东莞等地的时候，番禺却只有星星点点式的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气候；当第二波行情，即“两头在内、率先北伐”到来的时候，它又不比顺德、南海龙精虎猛。当然，番禺与香港的空间距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番禺却很快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广东“珠三角”完成原始积累并日益成熟之后，产生了强劲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消费拉动的经济模式，围绕“大广州”形成了集聚性的消费，如房地产、娱乐、旅游、休闲、餐饮等。整个番禺就是靠这种消费拉动起来的，当然，这与广州到番禺的交通改善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小珠三角”的发展，基本符合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个区域的发展无非通过三种方式：一是投资拉动；二是外贸拉动；三是消费拉动。“珠三角”的三个地方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经济模式，这很值得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去思考。

2。粤港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小珠三角”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态势，要想发展，要想跨上新的台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粤港经济一体化。在广东，粤港一体化好多年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997年之前，香港人一直把我们大陆人称为“表叔”，看不起我们。那时提出粤港一体化只是“珠三角”的一厢情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香港地区的经济一塌糊涂。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的崛起，香港和广东都感到了唇亡齿寒，于是，粤港经济一体化开始付诸实践，现在不只是“楼梯响”，也见“人下来”了。

这其中有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出笼。它的目的是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这无疑会大大加速粤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虽然CEPA针对的是中国广大的内地，但是“珠三角”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域与文化优势，肯定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体化一旦形成，其经济总量将会远远超过华东。资料表明，2002年，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5个城市的GDP，就比“长三角”15个城市的GDP总和还多590亿元；“珠三角”及港、澳的GDP总量甚至超过了“长三角”与京、津、唐城市群的GDP总和，外汇储备和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这使“长三角”、华东地区都感到了压力。这样的一个“大一统”，包括流通的一体化、交通的一体化及以后的人民币的交易结算、广东人口自由进入香港的问题等，就会改变过去粤港不平等的“前店后厂”的关系，创造一种全新的“前店后厂”的关系：“珠三角”庞大的第二产业对香港服务业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渴望；而香港依托“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平台，其金融、物流、会展、旅游、休闲等行业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支撑。这样，广东与港澳就会实现真正的双赢，就会比翼齐飞，共同为中国经济巨龙的腾飞提供强大的引擎。

3。“泛珠三角”一体化呼之欲出

“大珠三角”一体化一旦变成现实，“泛珠三角”一体化将会呼之欲出，经济学上称之为“溢出效应”，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杯里的水满了以后，自然要往旁边溢出。“泛珠三角”也被称为“9+2”，“9”是指广东及其周边相邻的海南、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2”就是香港和澳门。虽然现在“泛珠三角”仅是一个提法，但是“珠三角”周边的8个省区都加大了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建设，想要缩短与广东的空间及时间距离，客观上也为“泛珠三角”经济的一体化创造条件，而一旦这个泛区域经济圈形成，其经济总量就将会大大地超过以“大上海”为龙头的华东经济圈，因为其内部的互补性更强。不过作为巨人的中国，“长三角”与“珠三角”是其两条腿，独脚将军是站不稳的，中国未来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这两个重要的引擎，缺一不可。“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不应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关系，而是既竞争又联合的关系。

两个巨人的角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大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前者先行一步，后者奋起直追，在这个追和被追的过程当中，双方皆得益，故双赢。

改革开放中，广东一马当先，刺激和启发了内地；上海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复兴，大放异彩，又反过来使广东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对巨人，要互相拥抱取暖才能过冬。于是，两兄弟捐弃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话，中央及时馈赠了一个很好的礼品——CEPA计划，成全了广东和香港这对欢喜冤家。粤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泛珠三角”格局，又反过来对“大上海”和华东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攻势，危机面前，“长三角”及大华东的弟兄们求同存异，从官方到民间都积极地消除彼此的壁垒，竭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如此，中国经济就形成了两个能量很大的超级板块，犹如中国这个巨人的两条腿：一条是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一条是以广州和香港为双轴的“泛珠三角”。此外，还有一个头，即“大北京”。只有两条腿越来越强壮、脑袋越来越灵活，这个巨人就能站得起来。这就是中国以后的整个经济结构和发展态势。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区域的竞争是利大于弊的。

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背景：2011年12月王志纲应邀到珠海演讲，演讲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未来珠江西部城市的发展采访了王志纲。

三十年河西：休闲时代珠江西岸后发制人

南方都市报：作为最早进入珠三角城市群进行报道的城市战略先行者，时至今日，您如何解读珠江东岸、西岸城市群的先发、后发优势的成因？

王志纲：1985年我来到广东，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调研珠三角，走的路线和邓小平南巡以及当时所有内地人到广东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先从广州出发，坐火车沿东莞到深圳，再从蛇口坐船到珠海，到拱北眺望了下澳门，把珠海转完后又坐车沿中山、顺德、佛山回到广州。这一过程，就呈现出我所说的A型结构。

当时新华社记者主要是写宏观报道，后来我在广东待下来以后，就开始关注广东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研究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模式就是对某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概括以后的概括性表述，它是个逻辑结论。

广东是A型城市群结构，A的上面是广州，A的两只脚一只是珠江口的东边，就是深圳和香港，另一只脚就是澳门和珠海，南沙就是那其中一横。霍英东当年抢占南沙，就是基于南沙在这个“A”型结构中重要位置。霍英东认为虎门大桥修通将打通东岸和西岸，大大提升南沙的区域价值。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由于体制和战略等种种原因，南沙还是一壶未烧开的水。

珠三角东西岸的产业互动非常有趣。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珠三角城市群最活跃的不是东岸，而是西岸。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以香港为母体，整个东岸开始崛起，靠外向型经济和“三来一补”实现了工业化和原始积累。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孵化出了“世界工厂”。此时西岸则主要是利用特殊政策，依靠海外的先进技术，主打国内市场。由于东岸西岸这种A字型地理区位，造成西岸每个集装箱成本要比东线高五百到一千块钱，就是这么一点物流成本，使“三来一补”在西岸没法大发展。但是由于西岸当时的文化和工业基础比较发达，反而促使他们从乡镇企业改制，变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自主品牌制造业。

当然，广东八十年代崛起并不是因为工业技术水平很高或品质品牌好，而是由于占据了改革开放前沿，凭借着大时代的浪潮。这种经济很单薄，但它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等到最后整个中国的政策都摊平以后，它的优势就消失了。

南方都市报：时移世易，在当前这一转折点上，您如何评价珠江东西两岸的区位优势变化？

王志纲：之前20年基本上是珠江东岸独领**，西岸显得相对落后，特别是以珠海为代表。这很大程度上和最初设想的孵化母体差异有很大关系。东岸母体香港，是世界级的平台，国际大码头，而澳门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产业单一，相比较而言，国际化交通也不太顺畅，根本就不具备孵化珠海的能力，所以珠海是不可能接受澳门的辐射而发展起来。另外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反对污染高的低端工业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耽误了珠海，但却为珠海赢得了未来。恰恰是这一行为，留住了生态，为给广东留了个后花园。包括新会，真的是梦里水乡，也就是三十年前珠江三角洲田园牧歌风情。人文气息浓厚，也是今天珠江西岸的重要优势。珠海以北，往中山去有翠亨村，风光非常漂亮，人文景观的延展性很强。不仅出孙中山，还有民国总理唐绍仪。

另外，康有为在南海，梁启超在新会，这都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广东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都集中在珠江西岸。除了人文和自然风情外，还有现代休闲度假产品，最典型就是澳门。澳门除了赌场之外，还打造了一台比拉斯维加斯还要牛的“秀”，接下来选美、名车、奢侈品展览、世界重量级拳击赛，都可能往这边转移，从而形成全球时尚产品的聚销中心。

熬了30年，珠江西岸终于等来了一个休闲时代

南方都市报：珠海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发展背景中，是否会迎来新的机会？

王志纲：珠海是珠江西岸的代表城市，传统经济模式虽落后于珠江东岸的东莞，也不及西岸的顺德，但珠海却无心插柳，为迎接新经济增长模式保留了优良的环境和大量的土地储备。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疲软，而中国也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明显疲软，因此必须大力启动内需。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区域，有巨大的内需购买力，特别是“吃住行”之外的“游购娱”，包括休闲，观光，度假在内的需求，这些是内需重要组成部分。、

先富起来的这群人巨大的休闲消费力，对广东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整个中国目前都缺乏释放休闲消费力的巨大平台，所以我们需要打造这种平台，这就是以珠海为代表的河西的最大机会。相比较东岸城市群，西岸城市群互补性和基础性更强、更有魅力和个性。从广州往西，沿途很多旅游都没被充分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岸城市群的路径选择就有价值了。

但是，一些现象让人非常担忧，比如：中山、新会、江门等西岸城市在发展重化工厂。对于西岸的一些城市而言，由于看见广东其他市镇搞工业化发财，一些当地的人就失去了耐心，这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惜的。

珠澳一体化，将会有巨大的消费力和购买力涌入珠三角西岸。西岸不能像东岸一样工业化，必须发展与今天中国先富起来的那群人GDP水平相当的新的行当：休闲度假，高端的旅游形态，这是不二法门。

出路在于“业态创新，模式为王”

南方都市报：休闲度假产业需要房地产业作为载体，但众所周知，限购令使房地产拐点提前到来，传统地产业面临严峻挑战，对于彷徨的游资而言，危中如何寻机，商业模式又该如何建构？

王志纲：我研究中国企业三十年，我发现只有危机才能造成企业的转机。我认为中国房地产未来的出路在于两句话：业态创新，模式为王。企业的商业业态需要创新，而且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独到的商业模式，并且具有唯一性，着眼明天，符合社会的发展。未来房地产商应该提供平台，提供生活方式，提供增值服务，开发休闲地产、度假地产、主题地产、旅游地产。只会盖房子的房地产老板会被市场淘汰，就像当初淘汰包工头是一样的道理。

地产业未来路径将越来越清晰：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势切入，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来解决了。另一方面是企业家、地产商的空间只剩30%，理论上就是要淘汰和兼并掉70%。企业有两条出路，“上山下乡”。“下乡”就是到农村、县城去，三、四线城市还是有空间；“上山”就是做旅游度假休闲、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打造硬件的生活方式平台，提升附加值。

万达集团城市综合体的成功，就是因为打造了一个商业平台，提升了房地产的附加值，有酒店、公寓、影城、大百货，给城市提供一个完整的休闲生活集群，而不是只盖房子。这就是未来要做的东西。这方面利润空间很大，不过要做很多研究。而且还有一个前提，就在房地产商无路可走的时候，逼得他们必须要做增值服务、附加服务和延展服务。危机就是转机，地产商也需要升级。所以对房地产商要推拉摇移，拉就是市场拉它，“摇”是市场上换位，“移”是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