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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撬动中国的第三极（第2页）

伴随北京定位的调整，放弃了经济中心以后，天津市就理直气壮地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下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就很强了，一个专注于做上肢，一个做下肢，两个结合起来，一个人就活了。两个巨人终于找到了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形成以后，有意无意大家的思维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考虑两城一体，共享繁荣的问题上来了。产业布局和分工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这边就开始对自己的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星罗棋布的上千家开发区进行清理。原来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从市到区到县都在搞开发区，进行了重新整肃，关停并转后，把上千家开发区变成了三家。一个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中关村高新科技产业区；一个是亦庄，摩托罗拉生产的这些更高端的现代制造业为中心的开发区；还有一个顺义，包括北京机场扩大以后，以临港经济为特点的会展物流区。坚壁清野，把那些不符合北京定位的厂子全部赶出去。这一赶，为天津提供了机会，直接刺激和推动了天津的招商引资，这是第一波行情。

到了第二波行情，在这个大的格局下面，中央又给了天津其它优惠政策，包括滨海政策，让它开银行，提供一些国家的大项目，包括飞机制造厂，都往那儿放。有国家支持，天时有了，通江达海临港经济的地利也具备，关键是人和，观念的解放。天津遇到了千年未遇的良好机遇，就看怎么把握了。

4。市场的启动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

看到政府在着力推动，市场现在也开始兴旺起来了，天津现在成了整个中国目前最热闹的投资热点。世界五百强中的许多公司，包括中国的民营大的投资都开始抢滩天津，天津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而更实际的利好是赶在奥运前京津两城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我专门试坐了一次，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十分平稳，三十分钟看张报纸的时间就到了。这样一来，使得两城一体共享繁荣，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了，使人们真正感觉到了一体化的实现。

为什么这些年来，北京城内房价居高不下，越炒越高，越高越买，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小青年、北漂都往北京挤，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北京先前的扩张方式就是摊大饼，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快摊到天津了，城市膨胀得已经难以承受了。城内人口密度大，城外从四面八方向城内涌，不仅造成交通拥堵，生态破坏，城市用水用电，食品蔬菜供应都不堪重负。后来有所醒悟，在不能这样摊大饼了，应该学伦敦，学东京，用轨道交通连接，形成一小时半小时的生活圈。也许你在北京上班却住在周边城市或天津，北京的压力减缓了，天津或周边城市的经济也拉动起来了，实现良性循环。这是一个趋势，但会有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换，时空变换。相对落后的北方，最后启动的环渤海，居然在整个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竞赛中成了折桂人。这将大大提高这一区域发展的竞争力，使它的资源得以有效地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源。

在解决同城化这个问题上，许多城市喊了许多年，比如长珠潭一体化，粤港一体化，广佛一体化，广州佛山只一步之遥，喊了十年现在这趟列车还没打通。还有成渝一体化，在中国需要一体化的有很多双子星座，而这些城市的一体化的真正实现，将是中国城市化上一个大台阶的重要的标志。

两城一体的好处是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从居住这点来讲，天津和周边城市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为什么北京的房奴，白领喊得多呢，因为你工资再涨，也涨不过房价。你刚大学毕业，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一万多一平方米，你月薪三千，一年是三万多，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价格要近两百万，按照全球化的指标，三到五年的年薪买一套房子，而现实是十年你都买不起房子。在北京这么贵的地方买房，相当于你一起步就买奔驰，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奔驰的城市，不提供夏利。怎么办呢，北京人要想买夏利，天津和周边城市就是出夏利的地方。原来由于路途的遥远交通的不便不现实，但现在由于轨道交通的打通逐渐变得现实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一步北京的大发展，有赖于它向周边城市的辐射和拓展，而天津能与之形成很好的互补。

整个中国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从经济模式到生活方式发生着许多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下，趋势已经摆出来了，破题就看谁能够临门一脚，捅破这层窗户纸。而起这种作用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市场中那些先知先觉者。

市场力量的启动，需要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先行者。如果没有当年星河湾以及华南板块的崛起，广东人民不会相信曾经属于乡下的番禺能够成为广州未来的富人区。所以需要有市场力量去突破，成为报春花，一花引来万花开。

有超前的眼光，看准趋势是前提，但带来第二个问题，不是说你有勇气，就能把它做起来，创造市场的项目必须要创新，才能够横空出世，引起世人的关注，才能够分享市场报春花的超前利润，创新的利润大风险也大。

对于大项目来说，不能简单地只是盖房子，必须有个主题一个灵魂，围绕这个灵魂丰富它的内涵。就像张艺谋搞开幕式，一个寓意很强的主题——历史的画卷，一切围绕它展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今年参与京津间一个超大型项目的策划，提出利用它的水域资源打造一个世界地图岛，展现五大洲的版图。同时设计了一个世界高尔夫球场，从北京开杆打到台湾，从台湾打到日本……选了五大洲的18个经典球场，把它们串起来，既体现五大洲的主题，又展现世界各地高尔夫球场的风貌。同时球场的会所也将是一个以高尔夫文化为主题的会所，营造一种高尔夫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我给国外的的设计师说戏，他们根据这个思路去设计。项目有了灵魂，一个个珠子才能串起来，价值就提高了。

在那些城市过度带的大项目，必须具备革命性、创新性，能够服务于周边城市。相当于在城市间的空白处打补丁，烧焊条，不仅促进城市一体化的过程，更可能借助城市一体化的大势，在市场低迷期，抓住新机遇。

附：政府：从“船老大”到“船长”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建设城市；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此阶段城市依然是在国家的指令计划下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因素多了起来，可称之为“管理城市”；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真正进入了城市经营的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城市是一笔资产，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而同样的城市空间、城市环境，由于其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会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建城市的发展平台？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呢？这些都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环境变化了，市长们也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能再仅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是要学会用罗盘、看航海图、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即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转变为“船长”。

其一，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地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工程的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与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按照企业化及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不光要转变观念，还要不断地转变政府职能，借助市场之力发挥宏观引导的作用。

其二，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新形势下，市长们开始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挑战与机遇共存，**与陷阱同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种一劳永逸的程序来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市长们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像在滑雪和溜冰一样，市长们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经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实践中，很多城市的领导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成了城市的总工程师，但是，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那些城市经营的务虚工作做得越好的城市，其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出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的美化、亮化、绿化、净化工作，这些举措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终归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对城市内涵的充实，那么，城市经营就会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要吃“祖宗饭”，但一定不能造“子孙孽”。我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品位，就越有吸引力、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路易十四国王时设置的。前几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最后才终于明白旧城改造是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拆旧破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无留恋地怀念着梁思成当年的老北京城保护方案，并对其没有被付诸实践而深以为憾。

其六，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这“三老”（即所谓老头子、老板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城市的运营，都必须遵循三老模式。只有"三老"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城市经营才能落到实处。"一老"——"老头子"，主要指政府首脑——市长、书记，政府要站在整个城市的全局利益和长远的发展目标上，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具体推进实施，同时避免政府的政绩导向，脱离市场的主观意志，还必须把"二老"——老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老板一旦在其中找到机会点和利润点，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能够迅速地开发、创造和启动市场。光有这两"老"还不够，还要有"三老"--老百姓，消费者发自内心地参与这个过程，他们会用钞票来投票，发挥监督作用。如果"三老"模式能实现，可以说人心齐泰山移，宏观、中观、微观的问题都解答得好，"一老"经营政治，"二老"经营市场，"三老"经营文化。那么我们城市的发展就指日可待了。

总之，对城市经营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才刚刚破题，其中蕴藏的规律和方法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摸索，在此无法一一尽述。但愿市长们能早日具备深邃的眼光、现代的头脑，并能集思广益，不负历史与人民之重托，能够如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那样，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我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大理石的永恒之城。”

如此，则是中国城市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