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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先生 黑色宣言第一部 第一章（第2页）

在农村，粮食原本至少能保证村民们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最为糟糕。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基础设施分崩离析，农场被弃置，肥沃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火车沿途停靠时，农民——主要是老人——一哄而上，兜售家具、衣物和小摆设，以此换取钱币乃至食物，但买者寥寥。

在国家最为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人们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穷街陋巷里露宿。警察——在俄罗斯叫民警——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他们努力把那些人收容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送回老家去。可仍有更多的人不断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物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死在了莫斯科的街头。

一九九九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对这个无底洞般的国家停止了经济援助，外国投资者，甚至黑手党的伙伴，也都纷纷撤离。俄罗斯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在路边躺着，死于绝望。

这就是炎热夏日乘车前往休憩居所度周末时，切尔卡索夫总统思索着的灰暗前景。

司机熟悉这条通往乡间宅邸的道路。出了乌索沃，在那儿的莫斯科河边，树荫下的空气特别阴凉。多年前，在莫斯科河的这段弯道两岸的茂密森林里，曾有许多苏共政治局的党务大员们的度假别墅。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由于汽油昂贵，路上的车辆不是很多。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排出浓重的黑色烟雾。经过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后，他们跨过一座桥，然后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夏日的烟雾中静静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五分钟后，切尔卡索夫总统觉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汽车里的空调已经开足，他还是按下按钮打开了紧贴着脸的后车窗，让自然风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的呼吸稍微顺畅了一些。隔屏前的司机和警卫员什么都没察觉到。通往佩里德尔基诺的岔路出现在了右手边，经过这个岔路口时，俄罗斯总统一头栽向左边，横倒在了座椅上。

司机首先注意到的是，汽车的后视镜里看不见总统的脑袋了。他向警卫员低声说了些话，警卫员转过身看。奔驰汽车随即开到路边停了下来。

后边的海鸥汽车也停了下来，担任过苏联特种部队上校的警卫队队长从汽车前座跳下，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拔出枪，围成了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校跑到奔驰汽车旁时，警卫员已经打开后车门，正要探身进去。上校猛地把他拉开，好亲自察看。总统半斜半卧，双手攥住胸口，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离这儿最近的拥有顶级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几英里外麻雀山上的国家第一诊所。上校坐到昏迷的总统旁边，命令司机掉头开回环城高速公路。司机面色苍白地照做了。上校用手机拨通诊所电话，命令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接应。

半小时后，双方在分车道公路上相遇了。急救医生把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朝诊所急驰而去。

到了目的地，值班的资深心脏病专家立即接手，把总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动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竭尽全力抢救，但还是太晚了。监测仪屏幕上的线条没有波动，始终是条长长的直线，还一直发出蜂鸣警报声。四点十分，主治的内科大夫直起身子，摇了摇头。拿着心脏除颤器的医生也退了回去。

上校在手机上按了几个号码。在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接听了。“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六个小时后，在遥远的加勒比海的万顷波涛中，“性感女郎”号掉头返航了。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收起渔线，解下引线，放妥了渔竿。渔船出租了一整天，收获可观。

朱利叶斯把引线和鲜亮的塑料鱼饵整齐地卷起来，放进渔具箱内。这时，船上的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篷下心满意足地喝了起来。

鱼箱里有两条大刺鲅，每条差不多有四十磅重，还有六条大鲯鳅，几个小时前，它们还漫游在十英里外的大海里。

船长在驾驶台前检查返回岛屿的航线，然后把油门杆推向前去。船速由慢转快，他估计，不到一个小时，船就能驶入海龟湾了。

“性感女郎”号似乎知道它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提基小屋码头那儿的避风港湾正等待着它去停泊。它屁股一沉，翘起船头，深V形的船体划破蓝色海面向前驶去。朱利叶斯用吊桶从海里打起一桶水，又开始冲洗起后甲板来。

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坐落于斯雷藤卡大街外鱼巷中的一栋破败建筑内。不了解“疯子弗拉基”奇特处世习惯的客人，对这栋破烂的楼房会感到十分意外。墙上的灰泥已斑驳，橱窗里展示的两张蛊惑人心的海报上面沾满了蝇屎，屋里的地板简直像是几十年没人打扫过。进入那扇吱呀作响的黑乎乎的房门后，客人会发现，阴暗的门厅里有个货摊在卖前胸印有领袖肖像的T恤衫，货架上则是支持者们必备的黑色皮夹克。

楼梯上没铺地毯，只是刷了一层暗棕色的油漆。来到第一个楼梯平台时，会看到一名脸色阴沉的警卫在铁栅栏围着的窗口后面，盘问每一位来客的意图。只有当警卫对来客的回答表示满意后，才会允许他们继续向上走，去到日里诺夫斯基在城里主持政务时的肮脏房间。这座建筑里里外外都是用坚硬的石头砌成的。这个乖僻的法西斯分子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其理由是：形象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而富丽堂皇会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不过日里诺夫斯基早已不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他极右翼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为了向穷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目标选民表示爱国力量联盟绝不追求富丽堂皇，他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然后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设在了其他地方。

科马罗夫工程师出身，在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私下里对日里诺夫斯基的饮酒无度和**生活并不赞赏，他还是默默工作，由此跻身该党的核心圈子——政治局。此后，他参与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领导人共同商讨，最后把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联合起来，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木已成舟，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跌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之中。

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里诺夫斯基辞职，并随即抛弃了他。对于接替联盟领导职务的邀请，科马罗夫婉言谢绝，然后安排一个毫无领袖气质和组织才能的无名小卒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利用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的失望感，甩掉了这位临时替补，亲自担任起了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他们的支持者显然是些对筹集资金一点也不擅长的中老年人。没有大银行家资助，组织的经费就会短缺。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吸引力都在缩水。

到一九九八年，科马罗夫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眼下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人民无穷无尽的绝望情绪。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多到叫人目眩的财富存在。有钱人的财富堆积如山，而且大部分还是外币。因为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他们就乘坐大排量、出产自美国或德国的加长型豪华轿车招摇过市，常常还是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保镖车辆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大都会酒店和国家大饭店的酒吧和宴会厅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些身穿貂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应召女郎。这些暴发户富得流油，即便是他们的前辈也望尘莫及。

在国家杜马，代表们大声疾呼，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驻俄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人们从前说起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

唯一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的人，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领导右翼党派联盟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让俄罗斯国内外许多观察家们都感到意外。假如他仅仅满足于当一名优秀的政治组织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个寻常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是这么认为的。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充满热情和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记忆中他那种说话轻柔、一丝不苟的样子不见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的声音抬高了，变成了高低起伏的男中音。他恰到好处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以此产生更好的效果。他会把音调降到几乎是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麦克风，听众还是得竖起耳朵。然后，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的声音又变得铿锵有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例外。

他很快就掌握了面对群众的技巧。他避免在电视上进行非正式谈话或采访，因为他明白，虽然这一套在西方也许会见效，但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俄罗斯人很少邀请外人到家里做客，更不用说请整个国家了。

他也不喜欢落入那些不怀好意的提问者所设的圈套里。他做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影和摄像由他自己的摄制小组负责，整个团队由年轻优秀的导演利特维诺夫掌管。经过剪接和编辑后，这些节目会完全以他想要的形式在全国播放。他对新闻广播员们的奇思妙想不抱期望，而是购买了整段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保证节目完整、不被人删减。

他的演讲主题永远是俄罗斯，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声称要驱逐所有“黑人”——这是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南部地区民族的总称。他们中的许多人靠非法手段牟取暴利，成了富人。他为遭受压迫的俄罗斯平民百姓摇旗呐喊，深信有一天，俄罗斯人民将会与他一道站起来，重现过去的辉煌，把充斥祖国街头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人都做出承诺：失业者将会找到工作，努力工作的人将会得到合理的薪酬；餐桌上会有食物，人们可以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尊严；终身积蓄遭到贬值的人们将会得到坚挺的货币保障，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身披古老的“祖国牌”手表制服的工人们也将一扫那些凭借国外资本扶摇直上的懦夫们带来的耻辱，重新赢得尊重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