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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第19页）

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挑衅地朝这位刑警上下乱比画。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伴走出大门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们占据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柔顺的金发、那双慵懒的蓝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了对范西塔特及其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就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托你的福，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到下一次再行凶。”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伦敦的阔佬们赢的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援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二十年后，他依然在她生日时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前。十八天前的这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会服务管理局。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给我们椅子。我有关节炎，他有条瘸腿。”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社会服务管理局里，等待其他领取的人群渐渐退去。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聊天吗？”

“是的，聊了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