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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宗教和教会状况 一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第2页）

大公会议运动及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沉重打击了罗马教皇的权威，然而，大公会议至上论者只想将教皇制调整至教会体系中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不打算把它完全废除。大公会议也无法解决教会的世俗化结构问题。教皇仍能顶着大公会议至上论者的压力，在教会内部有关教会改革的争论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15世纪中期以后，大公会议运动逐渐丧失人心，教皇的独裁统治重新抬头，诸如庇护二世（PiusII。，1405—1464）、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IV。，1414—1484）、英诺森八世（IiusVIII。，1432—1492）、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LeoX。，1475—1521）等历任教皇专心致志于尘世事务，追求世俗权力，继续像世俗统治者那样统治着教会国家。

他们大都靠贿赂红衣主教当选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英诺森八世），上任后就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对于异己者和政敌则不惜采用政治谋杀手段。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他的侄子里亚里奥就曾策划谋杀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edeMedici，1449—1492）行动。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博尔贾（Bia）家族成员常用家传毒药“坎塔雷拉”（tarella）暗杀政敌。他们还经常组织军队，发动战争，致力于用武力扩大领地和权力。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谋杀洛伦佐的阴谋失败后，便公开宣布对佛罗伦萨人作战。亚历山大六世则利用法国征服威尼斯，而后又把瑞士雇佣兵招来对付法国人。尤里乌斯二世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政治教皇或战神教皇，力图以政治力量来重建教会的领导地位。他在1506年着手组建瑞士卫队；1508年秋天征服了佩鲁贾（Perugia）和波伦纳（Bologna）；1509年3月参加康布雷同盟，打败并瓜分了威尼斯，收回教皇国失地；1511年组建神圣同盟，在瑞士军队的支持下，迫使法国退出意大利，把帕尔马（Parma）和皮亚琴察（Piazenza）并入教皇国。

在私生活方面，这些教皇更是**不羁，穷奢极欲。英诺森八世私储姘妇，产下了8个无用之子，以及同样多的女儿，被人称作“罗马神父”（Romapatrem）。亚历山大六世长期与卡塔内的瓦诺莎（Vaanei，1442—1518）保持非法同居关系，生育了凯撒、乔瓦尼、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等私生子。他也“因不曾独睡”而染上了花柳病。利奥十世也经常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生活，宫内奴仆计有683人之多。

而为了冲淡教廷的丑名，一些教皇利用奖掖文学艺术，沽名钓誉，甚至获得了“文艺复兴教皇”之称。尤里乌斯二世制定了庞大的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计划，任用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布拉曼德等艺术大师从事美化梵蒂冈的工作，他还让人以他本人的形象作为蓝本雕刻摩西像。

教会大分裂造成了属灵收入的锐减，圣俸出缺收入、褫夺收入等被禁止，什一税和协助金很难征得，授职费与年金收入急剧下滑。为了弥补属灵收入的损失，教皇一方面加强对教会国家的财政管理，另一方面又在属灵收入方面采取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肆贩卖赎罪券。

赎罪券是教会印发的一种赦免罪行的证书，其上表明免罪的种类和价格，“有罪之人”只要照账买单，就可以获得赦免，即使是罪孽深重本应在炼狱和地狱里遭受折磨的亡灵，也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获得拯救。教会出售赎罪券原为教皇为筹措十字军东征军费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敛财举措，并且受到“善功得救”和“善功库”等理论的支撑。按照天主教会的说法，圣徒和殉道者做的善功都被储存在教会之内，其数量和功效之大，足以使其他需要善功的人从中受益。对于教会来说，出卖赎罪券既可以减轻其对教徒进行灵魂关照工作的工作量，也可以获得大笔金钱收入，可谓一箭双雕。至14世纪时，赎罪券买卖开始合法化、制度化，其他赎罪方式（如忏悔和祈祷）逐渐被降低到次要地位。出售赎罪券完全成为罗马教廷的敛财手段了。而有了这种简便易行的救赎办法，人们尽可以罄竹难书地作恶多端，而不必为其死后的前程担忧了。耶稣的救世和代祷功德、教徒的忏悔和告白义务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赎罪券买卖又经历了一种巨大发展。此时，教会已不再坚持有关赎罪券的宗教原理，也不关心赎罪券和以苦行赎罪的宗教仪式之间的联系。只要肯花钱，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赦免。1470—1520年，有一本赎罪券价目汇编广为流行，其中写道：“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一个亲属，只要缴纳5—7枚土耳其金币，便可洗净罪恶”；“如果一个人同时参与谋杀数人，只要缴纳131枚利维尔、14个苏和6个杰尼叶，就可以免于任何惩罚”；“谁若杀害了妻子，并想另娶，要是缴纳8枚土耳其金币、两枚杜卡特，便可以获准”；“**罪和兽奸罪赎价定为131枚或219枚利维尔”；“凡血亲相奸者，缴纳4枚土耳其银币即予以赦宥”。一个人只要有了钱，世间的一切罪恶和羞耻都不存在了。这种**裸的敛财手段最终成为引发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直接缘由。

三、帝国教会与大众虔敬

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KarlderGroe，747或748—814）时代起，教会已有700年的历史，并且已经高度组织化。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整个帝国渐次被划分为美因兹、科伦、特里尔、萨尔茨堡、贝藏松、不来梅、马格德堡、布拉格和里加9个大主教区，其下各辖若干主教区，例如美因兹下辖11个主教区，萨尔茨堡8个，科伦6个，马格德堡5个，特里尔和不来梅各3个，贝藏松和布拉格各2个。此外，还有5个主教区是罗马的直辖区，另有9个分散在5个大主教管辖区的主教区属于外国教会在帝国之中的“飞地”。各主教区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虽然大多数讲德语，但也有6个主教区讲法语、3个讲意大利语、3个讲法语和德语、3个讲意大利语和德语，1个讲丹麦语和德语、7个讲斯拉夫语（Slavic）和德语。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教会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政治问题。形成于奥托时代的帝国教会体制继续存在，高级教士不仅是灵魂之剑的掌握者，同样也是世俗之剑的掌握者。他们都拥有大量的领地。在15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仅55个大主教、主教都拥有着领地，而且其他75位帝国修道院长、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领也拥有领地。高级教士占有的土地达到帝国所有土地面积的15%。像维尔茨堡、班贝格、萨尔茨堡、明斯特、帕德博恩（Paderborn）主教们则统治着广袤的土地，并且拥有中央集权，与最大的世俗领主的统治几乎毫无区别。

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高级教士的官职和领地大都是由国王或皇帝授予的，被授予者也因此成为帝国君主的附庸和帝国教士，要向帝国君主宣誓效忠。11世纪，罗马教皇为了争夺“主教授职权”与帝国君主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斗争，最终在1122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协定》，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长改由教士团选举产生，教皇获得了对帝国教会的监控权；高级教士由此也成为罗马教廷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人。

至15世纪，与英、法等国王权不断加强进而逐渐控制了本国教会的情形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由于政治分裂，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强大，罗马教皇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帝国教会并非国家教会或民族教会，主教管区也不完全等同于其世俗的统治区。它们没有一个帝国最高首领，其职位也不完全由国王或皇帝控制；对于主教的任免，罗马教皇继续拥有干预权。教皇也以帝国为主要压榨对象，向教徒征收各种名目的租税捐赋，兜售赎罪券。据不完全统计，教皇每年可从中搜刮多达30万古尔登的财富，是罗马人国王或皇帝所征国税的21倍。仅高级教士就职一项，罗马教廷就可获得1万—2万古尔登的收益。罗马人国王或皇帝虽然期望限制教皇的干预权和教会的势力，但为了突出皇权的神圣性，维护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领袖地位，他们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与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保持合作关系，通过向教皇表达“绝对忠诚”的誓言来换取教皇的加冕。一些帝国诸侯为了对抗帝国君主的权威，不惜与教皇勾结。一些贵族子弟为了谋取圣职，甘愿向教皇行贿，依附于教皇的庇护。

自1456年起，在历次帝国等级会议上，教皇的敛财行为都受到了激烈抨击。1457年，美因兹大主教协助管理宗教事务的司祭马丁·迈尔（MartinMair）致函枢机主教恩尼·西尔维奥·皮克劳米尼（EneaSilvioPiini），即次年担任教皇的庇护二世，坦陈：“神父的俸禄被枢机主教扣留，你自己就占有了神圣罗马帝国三个省的俸禄。候选教士的位置被任意颁布。罗马不中断地征收每年度和半年度的纳款，谁都知道这大大超过我们应当缴纳的额度。教士的位置给了那些不称职的人，只因为他们出价最高。新的赎罪券日复一日地被发明出来，一切只考虑罗马的利润。以讨伐土耳其人为名义的征税现在是无休止地征收。本来应当由我们来审判的案子却被移交罗马审判。有一千种方式被发明了出来，专门从我们这里夺取钱财。”1493年，帝国等级颁布《美因兹宣言》，宣布没有诸侯的同意，教廷的财政权力不受保护。1502年的帝国等级会议作出决议，不许教皇拿走出售赎罪券所得款项，只能就地交给帝国政府用在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上。1510年的帝国等级会议又提出一篇很长的请愿书，数说罗马教皇的暴政和敛财。在16世纪20年代，帝国等级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召开本国宗教会议的要求。

但在神圣罗马帝国善男信女的心灵中，天主教的原罪观和救赎论已经根深蒂固，对于死后将要面临的上帝的惩罚和世界末日的最终审判深感恐惧，对于教会的“善功称义说”深信不疑。饥荒、瘟疫和战争的频繁和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又使死亡成为人们经常要面对的事情。时间将尽、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对罪与谴责的极度焦虑、对隐秘的未知世界“忧郁的想象”、对炼狱和地狱的恐惧，使得平信徒的宗教感情在力量和深度方面稳步增长。人们惶惑不安，迫切期望求得上帝的宽恕，赦免自己的罪过，至少缩短经过炼狱的时间。虔诚的教徒们，无论诸侯还是平民，富人还是穷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按照教会提供的方法，依靠教士的指导，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虔诚行为，向上帝赎罪，追求来世得救。

如果一个“罪人”能付得起做场追思弥撒的费用，他死后可成办一个追思会，以他的名义举行弥撒。大部分圣礼源于特别的捐助，给予弥撒主持人的报酬也由此而出。捐助者大都同时为举办弥撒建一圣坛。不仅贵族，城市的富裕市民也都乐此不彼。随着圣礼的增多，弥撒主持和圣坛也大量涌现。1450—1517年，奥地利上层贵族所资助的弥撒数目持续增加，并在1490至1517年间达到顶点。在布雷斯劳，16世纪初仅在伊丽莎白教堂就有47座圣坛，122位弥撒主持；在圣马格达伦有58座圣坛，114位弥撒主持。就连康斯坦茨主教区不足30个的上施瓦本城市教堂，在1500年前后也拥有400多个神甫助理、早祷和圣餐主持。宗教互助会也大量涌现，目的是让互助会成员逝世之时，可以聘请教士为其举行弥撒。单单在汉堡一地，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就有99个由富人捐助的互助会，并且大多数是在1450年之后才成立的。

圣徒和圣徒遗物崇拜普遍流行，朝圣之风大盛。成千上万的人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艰苦跋涉和顶礼膜拜的善功上，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进行朝圣。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朝圣地是亚琛和特里尔；在特里尔，1512年首次展出耶稣生前穿过的长袍。黑森的马尔堡（Marburg）收藏有圣伊丽莎白（Elisabeth）的遗骨，巴伐利亚的阿尔特廷（Altoetting）和上弗兰肯的14圣徒也很有名。在瑞士，玛利亚—艾恩西德尔恩（Maria-Einsiedeln）是最重要的朝圣地。在亚琛，15世纪曾有一天，朝圣者的数量多达14。2万人，14天内便累积捐款8。5万古尔登。部分诸侯，特别是萨克森选侯、萨克森公爵和美因兹大主教等，十分热衷收藏圣徒遗物，并且定期向民众展出，使之成为邦国圣物。美因兹大主教吹嘘说，他有42具圣徒的整尸首，有9000件圣物。所谓圣物中，居然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流下的汗珠，童贞女圣母玛利亚的奶汁，耶稣睡过的稻草，耶稣进耶路撒冷时所骑驴子的驴腿，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餐桌木板，甚至有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用剩的泥块。

为了获取功德，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踊跃购买赎罪券。赎罪券买卖的红火不仅是教会蛊惑欺骗的结果，也是因为信徒需求量的巨大。在这里，人们经常忽视上帝赦免原罪与教会豁免惩罚这两者的不同。对于上帝恩典的渴望，变成了对教会恩典的依赖。人们争先恐后地倾听赎罪券布道，积极参加教会举办的大型赎罪券买卖活动。1489—1490年，为了出售赎罪券，有43位教廷神甫跟随红衣主教雷蒙·佩拉尔（RaimondPérault，1435—1505）一起来到纽伦贝格，一面听教徒的忏悔，一面向他们贩卖赎罪券。赎罪券布道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感人至深的对耶稣受难和玛利亚的痛苦的描述，购买者也大都出于宗教痴迷和幼稚的自私自利心理。

清除自己犯过的所有罪行，包括那些内心隐而未现的、有时甚至觉察不到的罪的压力，给忏悔者造成了无法承受的重担。最极端的人会鞭笞自己，遵守严格的苦行，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当众抽打自己。

也有一些与平民百姓有密切接触的神职人员从民众虔诚中获得新的热情，致力于革新道德，恢复修会原创建者所期望过的那种生活，特别在路德参加的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中，“教会精神化”运动生气勃勃，异常活跃。

奥古斯丁隐修会始建于13世纪，是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卡默里会并列的第四大托钵僧团。它以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里留·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430）的名字命名，并同其他奥古斯丁教团一样，遵循奥古斯丁教规。该会在1244年由教皇英诺森四世（IiusIV。，大约1195—1254）倡导建立。其修士本来都是隐居者，以黑色僧袍、黑色僧帽和一条皮带为教团服装，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山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来遵从教皇的旨意，接受了一般修道院的教规，放弃隐修生活，并在安德烈亚斯·普罗莱斯（AndreasProles，1429—1503）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作为对抗教团腐败的运动，奥古斯丁会士把“福音的”清贫和“使徒的”博爱视为最高理想，主张谨遵教规，严守戒律。他们忠于罗马教皇，坚决捍卫教皇的权威，坚持“悔悟不彻底”论和“赎罪券等价”论，虔诚地侍奉圣玛利亚和圣安娜，过着比其他修道院修士更严谨克制的生活。他们不是退居偏僻、孤寂的地方，专事沉思祈祷，而是身居闹市，积极从事布道和灵魂关照，热衷于办学和传教事务。他们也十分注重布道艺术，每个大修道院都有一位专职布道士负责招引众多的俗界教徒到修道院来做礼拜。不少人还潜心研究神学，荣获大学中的教职，讲授哲学和神学。在神学方面，奥古斯丁会士坚持以教团保护圣徒奥古斯丁的学说为导向，强调上帝的恩典的重要性。据此，罪人得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与人的善功毫无关系。这一点肯定对于后来的教团兄弟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产生了影响。该教团也十分重视研究圣经，这一点同样使路德获益匪浅。

与修道院改革同时，一部分基督教徒和神学家也开始在教会之外寻找灵魂得救的新途径，神秘主义和“现代虔信”遂由此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他们曾经祈求通过教会得到上帝救赎，但始终无法得到充分安慰，于是便想效仿原始基督徒直接转向上帝，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脱离基督教神学正统、充满个人体验和非理性的神学主张。此类主张通常被称作“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一词标志着有关某种神性或绝对现实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的报道和陈述，经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的、与有教会之称和外在施恩手段的宗教团体的宗教生活相对的虔敬及宗教信仰。神秘主义也经常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其中心思想是“成空”，摆脱欲望和**，以便让上帝的精神在人身上自动发挥作用。神秘主义还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其目标是“合一”（uniomystica），也就是说与上帝神秘的爱的统一，而这种合一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被经历。

神秘主义者相信上帝是不可思议、不可规定和不可通过理性来证明的精神实体，认为上帝的“奥秘”是自然理性无法把握的，只能通过启示来领受。他们把灵魂与上帝的契合纯粹看作个人的事情，看作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活动，认为上帝存在于个人的沉思默想和直接体验之中，个人通过发自内心的信仰可与上帝相融合。神秘主义者轻视外在的善功和圣事，否定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作用，认为基督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交往，教会和教士的中介没有多大必要，甚至是多余的。这种观念不仅为同时代的反教权主义者所接受，对于后来的宗教改革家和思辨哲学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讲德语的地区，神秘主义开始于13世纪，盛行于14—15世纪，而其最重要代表就是有“德意志思辨之父”之称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迈斯特尔·埃克哈特（MeisterEckhart，1260—1327或1328）。

埃克哈特在青年时代加入了多明我会，后来又在该会中担任了较高级的职务。他对上帝有独特的理解，认为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来自上帝，又都回归到上帝。上帝不具有任何定形或固定的表象，他是心灵之言、朝霞之光、花朵之芬芳、清泉之奔涌。虽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与世界同时存在，人的灵魂在本性上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塑造的。上帝用仁爱浇灌灵魂，使灵魂充溢，并在仁爱中把自己交付给灵魂，从而携灵魂超升，直观到上帝。

人的灵魂得救无需任何教士的中介、外在的善功和圣事，只要通过灵魂返回到自己的原型，返回到神，达到与神合一即可。而要从多样性退出，返回到统一性，灵魂必须摆脱一切被创造的东西，返回自身，聚精会神，力图在自身中，在内心的最深处，达到自己的原型。埃克哈特称这一过程为“隐遁”，这种隐遁并不是世俗生活的隐遁，而是心灵的隐遁，是彻底的遗忘，是放弃一切概念认识，最终放弃任何个人意志。一旦灵魂达到了“真正的寂灭”的状态，它就直接汇入了神的本质，从而达到与神契合的境界。在神和人的灵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在神里面，灵魂达到了最高的完满。

苏索主要在上莱茵和瑞士地区进行活动，并根据埃克哈特的学说编纂了论述“真理”和“永恒智慧”等的著作。陶勒则写作了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广为流传的《日耳曼神学》（TheologiaGermaniae）。马丁·路德曾在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约翰·冯·施陶皮茨（JohannvonStaupitz，大约1460—1524）的指导下接触到神秘主义，并在1516年和1518年先后两次将《日耳曼神学》重新编辑出版（第一次是一个节选本，第二次是一个完整本），尽管他并没有成为一位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

在神秘主义的影响下，世俗教士盖尔特·格罗特（GeertGrooote，1340—1384）于1381年在故乡创建“共同生活兄弟会”（Bremeenenlevens），发起了非教会的、以伦理道德和实践活动为导向的“现代虔信”（devotiomoderna）修道运动。

格罗特出生于乌特勒友省大主教辖区西南角的一个小城德文特（Deventer），早年在巴黎和布拉格攻读医学、神学和教会法，曾有过富裕的浪子生活，后改变了偏好，蔑视财富，一心一意地从事传道，过朴素而有严格规律的生活。他主张个人虔敬，鼓励祈祷，提倡内心的反省，强调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主张像早期基督教徒所做的那样直接把其愿望和担忧倾诉给上帝，自己制定宗教生活的准则。

参加兄弟会者主要是男人，偶尔也有妇女。他们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在共同的房子里过一种类似修道士的生活，但不发修会誓愿，也不遵从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指导。他们相信没有誓言的约束也能够像修道士一样进行修道，人人都能用最适宜于他们的办法规划他们的宗教义务而无需求助于教会。他们以基督教原始共同体为榜样，每天都依照规定的时间表进行劳动、祈祷、读经和布道，用本族语举行宗教仪式。他们还成批地抄写例如《上帝的教友》之类的实用神学书籍，并在民间出售，既以此补充维持公共生活的经费，也以此传播兄弟会成员从中找到精神指导的书籍。印刷术发明后，他们立即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立即成立印刷所，刊行适用于中小学教学的宗教课本、语法、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文章。

“共同生活兄弟会”还积极从事办学活动，大力开展中小学教育。它首先在德文特建立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然后又在埃姆斯河（Ems）畔明斯特、阿尔萨斯的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以及纽伦斯特（Nürnster）、纽伦贝格、埃梅里希（Emmerich）、阿尔特马克（Altmark）和马格德堡等地建立了多所拉丁文学校，并且首创分年级和班组进行教学的制度。至15世纪末，共同生活兄弟会所办的学校遍及全帝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被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邀请去帮助开展教育工作。

1483年，著名教育家亚历山大·黑吉乌斯（AlexanderHegius，1433—1498）来到德文特教书，后来又在该校担任校长。黑吉乌斯满腔热情地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把希腊文纳入教学计划，还撰写了《论希腊文的益处》一书。他也改革了拉丁文的教学方法，注重透过语法形式着重理解作品的内涵。他的教育工作声名显赫，吸引了各地学生，人数最多时竟达2000余人。诸如库萨（Cusa）的尼克劳斯（Nicusa，1401—1464）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vonRotterdam，1465或1469—1536）等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都出自该校。

共同生活兄弟会成员激发和保持个人生动活泼的宗教信仰，宣扬一种温和的反教权主义宗教理论，将实行和管理基督教徒兄弟友爱之权从教士手中夺来交给俗界，为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世俗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天主教会把这些脱离自己控制的宗教派别和组织称为异端，想方设法对其实施打压，但也有一些城市市政当局为它们提供了有力保护，其因此得以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