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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开始 一生存危机与神学突破（第2页）

在此期间，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在维登贝格大学设立了一个希腊文教席，罗伊希林的侄子、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Melan，1497—1560）应聘担任希腊文教授，并与路德一起参与了大学的教育改革活动。不久，梅兰希通也开始研究神学，成为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最得力的战友。但在此时，路德对教皇还抱有幻想，他一如既往地相信，可以用出自圣经的证据，让教皇承认他的论纲的正确性。教皇眼见威胁手段不能使路德屈服，也改变手法，派遣教廷司库卡尔·冯·米尔蒂茨（KarlvonMiltiz，约1490—1529）出访萨克森选侯邦（Kursa），劝说路德顾全大局，不再发表异议并接受特里尔大主教或瑙姆堡（Naumburg）主教的仲裁。在米尔蒂茨的劝告下，路德表示屈服，答应为避免教会分裂而保持沉默。

但以好斗善辩著称的艾克却不肯罢休，他于1519年6月27日在莱比锡就“恩典和自由意志”问题与路德的同事、维登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冯·卡尔施塔特（AndreasBodensteinvonKarlstadt，约1480—1541）和新上任的希腊文教授梅兰希通开始了一场激烈辩论。莱比锡大学将因“路德事件”而刚刚出名的维登贝格大学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企图通过学术辩论杀杀该大学的威风，故而组织了这一辩论。莱比锡辩论原本与路德无关，艾克却有意要把路德牵扯进来，诱使路德发表直接攻击教皇的言论，以便把路德置于异端的死地，因此，他在辩论过程中，一再提及有关中世纪异端教派和教皇权力的问题。而在看到卡尔施塔特在辩论中陷入被动后，路德和维登贝格大学许多师生都坐不住了，他们决心为捍卫本大学的名誉而战。路德不顾他刚刚对米尔蒂茨做出的保持沉默的许诺，于7月4日亲临莱比锡辩论现场，维登贝格大学校长亲自出马护送，同行的还有200余名教师和学生。在评论受到康斯坦茨大公会议谴责的胡斯学说时，路德声称胡斯派的主张“并非全盘皆错”，即使在那些受到谴责的言论中，也有一些是“好的”和符合基督教宗旨的内容。教会的管辖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而是人的任命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一般的宗教会议（大公会议）“也会犯错误”。罗马主教的至高权力在东欧根本得不到承认，在西欧也只有400年的历史。东正教是基督教的组成部分，但与教皇毫无关系。早期的基督教徒完全不知教皇至高权力为何物。路德的这番言论，不仅剥夺了教皇在信仰事务上的最高权威，也剥夺了大公会议的最高权威，实际上意味着与天主教会的决裂。这些为胡斯进行辩护的言论一出，艾克立即指责路德公开为胡斯翻案，为异端张目，仅仅凭此就完全可以判定路德为异端分子，无需进一步辩论了。

莱比锡辩论加深了路德与天主教会的对立，构成宗教改革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究竟谁是胜利者？这一点至今仍难以断定。艾克自称是胜利者，认为自己抓住了把柄，掌握了把路德当作异端来攻击的武器，坚定了罗马教皇将路德判为异端、开除教籍的决心。路德及其支持者也欢呼雀跃，为自己终于说出了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畅快淋漓，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彻底否定罗马教皇和大公会议权威，树立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权威，成为宗教改革的明确目标了。

1520年5—6月，路德接连发表了《论善功》和《罗马教皇权》两篇长文，进一步阐述了善功的本质及其与信仰的关系，揭露罗马教皇制的黑幕，根据圣经说明教会的性质。在《论善功》中，路德声称信仰高于所有善功，是产生和考验善功的。一般的善功只在乎遵守上帝的戒律，信仰却是对上帝通过基督拯救人类的恩典的信靠，是上帝所吩咐的第一善功。凡凭这种信仰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都是善功，都是服事上帝的最美好的场所。在这里，路德彻底否定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善功主义和修道主义，提高了一般职业和生活的宗教价值及责任。

在《罗马教皇权》中，路德重申他在莱比锡辩论中对教皇和教会的评论，坚决否定教皇的神权，树立信仰和基督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路德来说，用人的理智来证明信仰是荒谬的，信仰必须以圣经为根据。教会是信仰基督者属灵的合一，也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圣徒相通”。如果没有这种属灵的合一，任何空间、时间、人物、事工等的合一都不足以构成教会。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看他是否在罗马教会内，而要看他是否有信仰，是不是在真教会当中。真教会的首领并非教皇，而是基督。凡爱基督，并喂养基督羊群的人，都是教皇。基督所赐的钥匙权，并不是给彼得个人的，乃是给全教会的。但在历史上，一些教皇企图统治整个教会，滥用基督所赐的钥匙权，结果不仅达不到目的，还造成了背教、异端、不和、分裂和无信仰等诸般痛苦。更何况有许多教皇本身就是坏人，品行不端，作恶累累。因此，决不容许将不服从教皇者判为异端，相反，教皇必须跪拜在基督之下，接受圣经的裁判。路德的教会观高扬信仰和基督的权威，蔑视现行的教会体制，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意义的，也是根本不能为天主教保守势力所容忍的。

1520年6月15日，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发布《主起诏书》（ExsurgeDomine），罗列科伦大学和鲁汶大学神学家从路德著作中搜集了41条“异端、诽谤和谬误”，宣称路德是糟蹋上帝委托给彼得管理的葡萄园的狐狸，勒令所有基督教徒焚毁他的书，而路德和卡尔施塔特等6人必须在60天的时间内收回自己的观点，否则，就将遭到革出教门的处罚。艾克获得了发布这一诏书的授权。

三、路德宗教改革三大檄文与教皇的破门令

面对教皇的威胁，路德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勇气倍增，甚至设想进行武力抵抗。早在1520年2月，他就写信向他的朋友倾诉：不能“想象福音事业能够没有骚乱、攻击和暴动而前进。你不能总是把剑铸成笔，也不能总是化干戈为玉帛。上帝之道就是一把剑，就是战争、破坏、攻击、毁灭和毒药”。5月，他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1520年8—11月，路德更以德意志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先后发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AliAdeldeutsatiolidesBesserung）、《教会被掳于巴比伦》（DecaptivitateBabylonicaecclesiae）和《论基督教教徒的自由》（Voeienmens）三大“宗教改革檄文”，彻底否定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宗教救赎功能，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真谛”，号召“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全方位的改革。

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改善基督教状况书》一文中，路德重点攻击了罗马教廷所宣扬的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只有教会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力、只有教皇拥有召开和确认宗教会议的权力三个基本原则，激烈批判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教士等级优越论，否定了神职人员是“属灵等级”、其他人则为“属世等级”的观点，提出了全体教徒都是教士的“普遍教士说”（也称作“平信徒皆为祭司说”），声称所有受过洗礼者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并从中获得启示和信仰，都可以担任教皇、主教和神甫，神职人员并不拥有神圣的特殊身份，所有教徒，除了职务不同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所谓的教会和教皇永无谬误观点纯属谎言。为了彻底打破教皇的权力垄断，路德重申大公会议权力至上原则，要求召开宗教会议，集中讨论主教授职权、上任年贡、教皇的世俗权力、朝圣、教士独身、斋戒和教会惩罚等问题。鉴于主教顽固不化、抵制革新的情况，路德还要求世俗官厅承担起改革教会的任务，并且主张实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他号召德意志国王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声称“教皇须让我国不再受他们的不堪忍受的劫掠和搜刮，教皇须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须让皇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权”。要废除神职人员向罗马缴纳上任年贡和其他收入的规定，取消教皇任命德意志神职人员的权力，驱逐教皇使节，成立帝国教会法院作为本国最高上诉法院，取消皇帝吻教皇脚、为他扶缰引马的污辱性规定，神甫可以自由结婚（或不结婚），废除圣职买卖，反对奇装艳服，取消礼拜天以外的所有节日，建立国家教育制度，救济穷人，限制利息，禁止乞讨，等等。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是用拉丁文写作并面向学院派学者的。在这一檄文中，路德主要讨论了圣礼问题。圣礼是神职人员赖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威望的基础。长期以来天主教会坚持为基督教徒举行洗礼、圣餐礼、忏悔礼、坚振礼、婚姻礼、圣职授予礼和临终敷油礼等七种圣礼，并且声称，神职人员举行的圣礼具有救赎性质。但在路德看来，神职人员举行的圣礼并不能使罪过得到宽恕。根据圣经，只有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然而教会却篡夺了基督的支配权，把基督的力量和拯救作用据为己有。此外，在圣经中，除了洗礼、圣餐礼和忏悔礼，天主教会所举行的坚振礼、婚姻礼、圣职授予礼和临终敷油礼都没有记载，因此应予废除。路德还否定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实体转化论，他把圣餐看作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一种秘密联合，要求教徒在享用经过祝圣的圣饼时连红葡萄酒也一起喝掉，也就是说要求教徒饼酒同领。

《基督徒的自由》是路德专门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的一篇论文，在这里，路德毫不妥协地向教皇表达了福音神学的要旨，强调与所有世俗要求相对立的宗教的良知自由，亦即“属灵的自由”。路德指出，自由就是良知的自由，良知以上帝为依托，不承认任何其他势力的权利要求。属灵的自由具有不受约束、喜乐和创造的性质。然而凡是人都具有“属灵”和“属肉体”的两重性，基督徒也总是过着双重生活的，一是面向上帝（Deo）的生活，一是面向世界（undo）的生活。面向上帝的时候，人完全不需要做什么善功，因为人的称义完全是由上帝的恩典所决定的。而在面向世界的时候，人必须保持信仰，并在善功中将这种信仰表达出来，但真正的善功不是教会所规定的种种行为，而是教徒出于爱而对上帝的顺从和对邻人的服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又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上帝出于对人的爱，已经赦免了人的原罪，与人和解；基督徒皆因信心而被提升高于一切，借属灵的权能毫无例外地成了万有之主，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但完全属灵之人要等到死人复活的末日时刻才能出现，任何人只要仍属肉体，其在未来生活的完美方面就只能是小有进展，在信心和富足方面也只能一天天孕育滋养而成，在此期间，他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肉体，处世交际，做工、禁食、守夜以及遵循其他合理的戒律，心甘情愿地服侍邻人，不计报答或忘恩负义、毁与誉，以及个人得失，直至生命终结，升入天堂。在这里，路德所强调的虽然只是良知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不是社会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可以发挥比一般社会革命更强烈的革命性影响。因为这种良知的自由与上帝的应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帝至高无上，不容其他任何强权剥夺这一自由。

是年9月，教皇的特使将利奥十世的诏书带至帝国发布，紧接着，路德的著作也在一些地方遭到了焚烧（例如10月17日在列日，10月29日在因戈尔施塔特，11月12日在科伦，11月28—29日在美因兹）。维登贝格大学则在10月3日接到诏书，路德称之为“一个不信神的、充满谎言和纯粹艾克式的诏书”。作为对焚烧路德著作行为的一种对抗，路德在许多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陪同下，于12月10日上午9时在教皇为路德规定的收回“异端邪说”的60天期限即将到期之际，到维登贝格埃尔斯特城门（Elstertor）前当众把教皇的诏书，连同部分经院哲学著作和教会法规一起，投入火中烧毁。维登贝格大多数民众都亲眼见证了这一时刻。这一蔑视教皇命令的大无畏壮举，使路德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英雄”，但也导致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1521年1月3日，教皇利奥十世颁发《宜乎罗马教皇》（DePontificem）诏书，正式宣布开除路德的教籍。

四、皇帝的惩罚与诸侯的保护

根据当时的帝国法律，一旦罗马教皇宣布开除某人教籍，罗马人国王或皇帝便应紧跟着向此人发布帝国放逐令。新任皇帝卡尔五世却拖延时日，有意利用“路德事件”向在意大利事务上与他作对的教皇施加压力。直到教皇妥协，答应在对法战争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等事务方面与之合作后，卡尔五世才发布诏令，准备对路德作出有罪宣判并施以惩罚。

1521年1月27日，帝国等级会议在帝国城市沃姆斯召开，卡尔五世表示他将谨遵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忠诚于罗马，保护天主教会，对路德实施绝罚。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却提醒他不要忘记《选举条款》，未经公正审判，不得放逐帝国任何成员。部分帝国等级还对教皇特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GirolamoAleandro，1480—1542）敦促会议尽快对路德问题作出决议一事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外来势力对帝国内政的无理干预。因为对法战争需要帝国等级的支持，卡尔五世不能一意孤行，只好作出让步；他在3月6日发布命令，传唤路德到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陈述自己的立场观点，并许诺保证其人身自由和旅途安全。

路德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胡斯就是带着皇帝的安全通行证而在宗教会议上被烧死的。但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路德最终下决心前往，路上还高歌他亲自创作的赞美诗。

4月16日，路德一行抵达沃姆斯，受到许多伯爵、领主及骑士的热情接待。次日下午，在帝国等级会议上，特里尔大主教、帝国选侯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RiGreiffenklau，1467—1531）的全权代表约翰内斯·冯·艾克（JohannesvonEck）首先向路德发难，企图逼迫他承认错误。艾克指着堆放在一处的路德著作，质问路德是否承认这些书是他写的。在路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质问路德是继续坚持这些书中的观点还是愿意撤回某些观点。路德推说这个问题关系到信仰、灵魂得救和上帝的话等重大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加以思考。这一请求得到了准许，审讯暂告结束。

约翰内斯·冯·艾克斥责路德狡辩，要他作出简洁明快的“不”或“是”的回答。路德再次坚决声明他不能违背良心收回己见。大公会议无论通过什么决定，都不会立即成为真理。他能够指出大公会议过去的错误所在，因此他不能从宣告圣经的热情中退却。对于路德的这些话，反对者除了坚持宗教会议没有错误外，几乎是无言以对。夜幕降临之后，会议不欢而散。支持者簇拥路德返回住处，但也有一大群西班牙人在路德背后大声地喊叫，并做出各种各样冷嘲热讽的怪相。

第二天，卡尔五世向会议提出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公告，号召对已被教皇宣布为异教徒的路德实行惩罚，坚决捍卫天主教信仰、圣礼、教律和传统习惯。对于这一建议，部分帝国等级持保留态度。特里尔大主教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同路德进行了一次没有皇帝和教皇代表参加的协商，以“善意的兄弟般的劝勉”，要求路德承认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决议，防止社会动**和混乱。路德态度坚决，不为所动。特里尔大主教等人又只要求路德作出愿意服从未来的宗教会议裁决表态，其他暂且不论，但也无济于事。路德声称他的良心只服从圣经的真理，无论是帝国等级会议的判决还是大公会议的判决，都不能与圣经的真理相比。他劝慰诸侯们说，“如果他的事工不是出于上帝，那么在三年内，甚至在两年之内，它必会自行灭亡。”当前人们可做的只是等待，一切都将由上帝作出最终裁决。

4月25日（另一说：4月26日），路德离开沃姆斯。他没有直接回到维登贝格，而是在半途被萨克森选侯派出的骑士“劫持”到了瓦特堡（Wartburg）。萨克森选侯此举意在保护路德，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公开表明态度，只好取此下策。5月25日，也就是帝国等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卡尔五世签署了由教皇特使阿莱安德罗拟定的《沃姆斯敕令》（WormserEdikt）。此时已有不少帝国等级离会，剩下的人大都是较保守的天主教信徒。敕令宣称：“朕罗马人皇帝的职守，不仅是扩大了我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为保护神圣的罗马和教会，流过许多鲜血，靠上帝的恩宠，用武力征服异教徒而建立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而且坚持天主教会迄今一直奉行的教规，注意不使任何异端的污垢或嫌疑在罗马帝国内玷污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如果异端业已出现，就根据形势的需要，全力以赴地和周密审慎地加以根除；……朕已宣布使大家周知从今以后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和所有的人都要将马丁·路德作为被砍下脱离上帝教会的枯枝，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裂教者和公然的异端分子。……朕以罗马人皇帝的名义发出谕旨，严令在规定的20天期满后，即截止到5月14日，你们要拒绝向上述马丁·路德提供招待、住所、食物或饮料；任何人不得以语言或行动、秘密的或公开的，以献策或救助应援或支持他；反之，你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他，要告发他；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力量，就抓住他，加以严密看管；你们要把他引渡给朕，或使人们把他引渡给朕，或至少告诉朕在哪里抓住他。”对于路德学说的内容，卡尔五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年纪轻轻，又是新来乍到，对帝国事务和宗教改革事件并没有多少了解。因为同情和支持路德的与会人员大都离去，批准了这一对全体等级都有法律约束力的敕令的仅是参加帝国等级会议的少数代表。因此，该敕令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争议。萨克森选侯就通过秘密谈判，获得皇帝的下列默许，即不以官方形式把《沃姆斯敕令》送交萨克森选侯邦。这样一来，路德在萨克森选侯邦仍可以进行活动，宗教改革的薪火得以保存，并且不久就狂燃了起来。对此，卡尔五世深感后悔，因为他看到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不仅破坏了教会的统一，而且分裂了帝国。

为了应对法国国王的挑战，卡尔五世在签署《沃姆斯敕令》之后就离开帝国，并且一去就是长达九年多的时间。虽然一直通过其顾问大臣进行遥控指挥，但因分身无术，卡尔五世既不能亲自坐镇处理继续发展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亲自组织军队镇压骑士暴动和普通人革命。这就使宗教改革获得了另一个较有利的发展机会，其结果虽不是大获全胜却也是部分的成功。

从1521年5月4日到1522年3月1日，路德化名“容克·耶尔格”（JunkerJrg），储须留发，隐居瓦特堡。他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一方面以圣经为尺度对教会的传统进行了严格审查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根据他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为福音教社团生活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在《论修道的誓愿》（Devotismonasticis）一文中，路德指出，修道的誓愿在圣经中并无依据，罗马教会所讲的“圣召”是以善功称义教义为基础的，有违于圣经的要求。超尘脱俗不是基督徒的使命，相反，基督徒应当积极投身现实生活，组建家庭，从事各种世俗工作。结婚建立家庭的教士会发出神圣的光辉，使教士之职更具有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观点为福音教徒指明了一种与中世纪天主教徒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后来也在福音教地区得到了普遍实施。路德还通过印刷出版的讲道书（Predigtpostillen），为大都未受过较好教育的布道士提供了学习材料，逐渐形成了一种“福音布道文化”。

为了使平信徒拥有一部“真正的”圣经，也为了使德意志平信徒更容易读懂圣经，路德从1522年开始到1532年用10多年的时间，将圣经新旧约全部翻译成德文出版。翻译圣经是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路德为德意志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之一。在此之前，德文圣经已有多个版本，但大都是以中世纪天主教会使用的拉丁文译本为基础的，加上译者德文水平欠佳，粗俗拙劣，佶屈聱牙，文不逮义等问题处处可见。路德以经过伊拉斯谟考订、增删、评释的希腊文圣经为蓝本翻译《圣经新约》，根据重新发现的希伯来文手稿翻译《圣经旧约》，并在翻译过程中对德文构词、语法、语句进行了加工和规范，使得他的德译本尽扫以往翻译之积弊，别开生面，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标准的德语书面语言的形成。在德意志国家长期分裂的时代，源自于路德的这种统一的德语文字，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国、促进德意志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之一。

路德的德译本圣经新约在1522年9月首次出版，习称“九月圣经”（Septembertestament）。在德译本新约出版之前，路德便已经开始翻译旧约，但因篇幅太大，而且一般人无力一次购买，所以他计划把它分成摩西书（摩西五经）、从约书亚起至以斯帖止各书和先知书三部，陆续翻译出版。第一部书在1523年夏完成出版，第二部书于同年圣诞节完成出版，第三部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篇幅最长，翻译难度最大，路德不得不向其他一些学者[如梅兰希通、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Bugenhagen，1485—1558）、卡斯帕·克如西格（CasparCruciger，1504—1548）、马特乌斯·奥罗迦鲁（MatthusAurogallus，大约1490—1543）、格奥尔格·罗尔（GeRrer，1492—1557）等]求助，故而进展缓慢，直到1532年方才告竣。路德的全部德文圣经在1534年问世，在圣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借助于新印刷术，路德的德译本圣经迅速传播开来。到1525年，已经有22个经过路德授权的版本和110种翻印本问世，几乎13能识会读的德意志人都人手一份。

路德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而是试图根据字义用德文将圣经的看法转达出来（sensusliteralis）。在此，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的。例如他在翻译罗马人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时，加上了“allein”或“alleindurch”（拉丁文写作“sola”“solum”，中文翻译为“仅”“只”“唯有”等）这个字或词汇，将保罗所写的一段话翻译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仅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在实际上，保罗的原文并没有这个“仅”（solum或sola）字。然而路德坚持道，“我要用这个字，我命令用这个字，我的意志就够作为理由”。这不仅是为了要翻译得清楚有力，而且还因为在路德看来，这里涉及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点，即基督徒因信基督称义，而非因遵行任何律法称义。只有加上这个“仅”，才能将原文本身和保罗的意思真正表达出来。因此，尽管引起了一些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路德一生也屡次修改他的译本，但始终不取消此“仅”字。在他看来，圣经就是“基督的所作所为”，其中心和目标就是彰扬隐藏在基督身上的上帝的恩典。路德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主观性，但对于张扬宗教改革主张来说，这样做又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通过德译本圣经的广泛传播，路德本人的思想观点也就以旁倚着“神圣的上帝的话”的方式普遍流行开来了。

路德的神学可用“唯有圣经”（solascriptura，alleindurchdieSchrift）、“只通过恩典”（solagratia，alleindurade）、“只通过信仰”（solafide，alleindurGlauben）和“唯有基督”（solusChristus，alleinChristus）这四个绝对句来概括。

路德神学产生的前提是对一种新的上帝观的发现。路德原认为上帝是十分严厉的，负有“原罪”之人生前经常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还要遭受炼狱的折磨。通过钻研圣经和苦思冥想，路德突然醒悟，发现上帝原来是无比仁慈的，他已经通过基督的死亡与人和解，赦免了人的原罪。清白之人已无须惦念原罪，无须依赖教会和善功，只要相信上帝的话，时刻与基督同在，凭良心做事，就可获得永生。从这种对于上帝的新认识出发，路德也对教会、圣职和圣礼作出了新的阐释，得出了所有其他的、不断发生革命性影响的结论，如普遍教士论、两个等级（“属灵的等级”和“属世的等级”）论和两个王国（“宗教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论等等。

路德受到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传统的全面训练。他在埃尔福特大学学习期间，曾大量阅读这场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奥卡姆的威廉和比尔）的著作，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共相的问题，路德还是新路派的代表，即使在他成为一位宗教改革家之后情况仍是这样。然而，路德最终突破了以哲学思维来建构神学体系的经院哲学路径。他在讲授四部语录的时候，就对哲学在神学建设中的价值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感到在神学和人的“推理”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深入研究圣经文本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1517年9月，也就是赎罪券之争爆发前的两个月，路德加紧了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他指责经院神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看作基督教教义的前提，用理性的“诡辩”来解释圣经启示，将圣经的伟大主题：恩典、信心和称义等贬低成了繁琐的行话。而在与经院神学决裂后，路德便转向了圣经神学，激进地抛弃了经院神学的标准课程，让神学重新回到圣经的文本当中。

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读书时，阅读了不少古典著作，他赞同通过人文主义研究，使古典作家的作品成为新生活和思想的源泉的做法，也赞同约翰·韦塞尔等人文主义者宣扬强烈的反教士学说。在发起宗教改革后，路德与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通通力合作，在维登贝格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革。他还遵从梅兰希通的建议，翻译圣经，并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采用人文主义者编辑出版的文本和方法。但路德自幼便对宗教问题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他所接受的教育也主要是经院哲学，没有参加人文主义者的组织和活动。终其一生，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统基督教义，如三位一体、处女怀孕、原罪、天堂、地狱等，反对那种强调自我教育运动的人类学乐观主义。对于路德来说，圣徒保罗是最好的神圣真理的解释者。保罗认为人是不完美的和无法自助的，这一学说被路德完全继承了下来。路德还接受了奥古斯丁的神恩独作论，认定人的得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赐，决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他也重申了奥古斯丁主义的预定论，发扬了贬低自由意志、突出上帝恩典和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神学。这种深刻的宗教性格最终导致了路德与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发生争论，并且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