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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激进派宗教改革 一概念解说（第2页）

路德继续在维登贝格掌控宗教改革的大方向。他在1522年9月探访位于弗赖贝格穆尔德河畔的萨克森选侯邦小城镇莱斯尼希（Leisnig），参与制定了该城的《公库条例》（Leisen），为当地市民的宗教和道德生活等事作出了新的规定。莱斯尼希的基督徒会众据此自行选举了牧师和传道人，但却受到对该城拥有保护权的邻近的昔斯妥（Cisteaux也写作Cteaux或Zisterz）修道院院长的反对。1523年初，莱斯尼希基督徒会众派遣代表到维登贝格拜访路德，希望他对他们整顿财政机构、改变礼拜制度、聘召牧师和传道人的做法提供圣经依据。路德除了口授之外，还专门写作了《圣经确立和证实：基督徒会众有权能判断一切教训、召请和任免教师》一文，明确指出上帝的话是牧职的理论依据，基督徒会众基于洗礼而共同分享了上帝的话的权威，有权聘召自己的牧师和传道人。在判断教训和任免教师或牧师的事情上，人们根本不应考虑世俗法规、法律、先规成例、习俗等，即使它们是由教皇、皇帝、君主或主教制定的，一半或者整个世界都接受了它们，并且实行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是必须根据圣经和上帝的话来处理。该文在当年5月印行出版，不仅为莱斯尼希，也为其他城市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原则性指导。

三、托马斯·闵采尔的宣传鼓动

托马斯·闵采尔是马丁·路德的学生，他同卡尔施塔特一样，最初支持路德，后来又与路德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相互攻击。作为一位激进派宗教改革家，闵采尔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上把唯灵论、洗礼论、末世论和社会革命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立即创建地上天国的主张，并期望借助于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的起义加以实现。

闵采尔出生于哈尔茨山区施托尔贝格（St）伯爵领地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的父亲惨遭施托尔贝格伯爵杀害，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家人迁往克维德林堡。1506年，闵采尔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1512年又转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不仅深入研究了《圣经》，还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能为人治病。他最终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圣经学士等学位，但无法确定他是在哪所大学获得这些学位的。

1513年，闵采尔在哈尔伯施塔特主教管区获得担任教职资格，先在不伦瑞克市的米夏埃尔教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在阿舍斯勒本（As）市的弗罗泽修道院任教师和见习神甫。1516年升任弗罗泽修道院长，并在当地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招收一些富裕市民子弟入学。1517—1519年，闵采尔经常到维登贝格，拜路德为师，对路德反对赎罪券买卖、倡导宗教改革的行动深表敬仰和支持，也有可能参加过莱比锡辨论。

因为思想激进，闵采尔的职业生涯屡遭波折，前后更换了多个岗位，而且多属替补性的。1519年，他到于特尔博格做代理布道士，后改任韦森费尔斯（Weienfels）波伊蒂茨（Beuditz）修道院做昔斯妥修女的告解神甫，次年又到茨维考（Zwickau）做代理布道士和布道士。

茨维考位于从纽伦贝格到莱比锡和北方的商道上，工商业发达，盛产啤酒、呢绒、亚麻布，附近不远处有大型银矿，被誉为萨克森的珍珠。在这里，埃克哈特派的宗教神秘主义流传甚广，以尼克劳斯·施托尔希、托马斯·德赖克塞尔、马库斯·施蒂讷尔等人为代表的“茨维考先知”经常举行秘密集会。受其影响，闵采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路德在宗教改革的道路上只走了一半就止步不前了。路德虽然推翻了外表的教皇权威，但又树立了外表的《圣经》的权威。闵采尔相信“上帝的话”并不存在书本的字句中，而是隐藏在人们心中。与个人内心神秘的经验和纯粹灵性相比，《圣经》也是次要的。即使没有《圣经》的帮助，人也可以通过内心悟解来接受上帝的启示，加入被预选者、圣民的团体。圣民应当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分别开来，正如麦子要与秕糠分别一样。圣民应当过一种全新的社团生活，因为上帝希望他的王国变为现实。对于这些观点，路德并不认同，他批评闵采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世纪异象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观念，没有正确理解人与上帝、启示与个人思想的关系，抹杀或淡化了人在上帝面前有罪的感觉与责任。闵采尔不顾路德的劝阻，继续与“茨维考先知”们密切交往。茨维考市政当局怀疑他们密谋造反，便在1521年4月将他们全部驱逐出了本市。

1521年6月，闵采尔一行到达布拉格。他们试图与波希米亚胡斯教派中的激进派塔波尔派建立联系，促进宗教改革运动全面发展。11月，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声称“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斯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消灭“不敬上帝的家伙”，创建“革新使徒的教会”，并将其“扩展到全世界”。他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祈祷哑巴上帝”，而是“依据理性加以确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闵采尔强调人的理性，要求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声称“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一切应是公有的，每人应按需分配”。在这里，闵采尔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他的宗教政治观点，提出了比路德宗教改革更为激进的奋斗目标。闵采尔还公开号召暴力革命，声称“上帝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布拉格市政当局把他看作扰乱秩序的危险分子，下令予以驱逐。

闵采尔并不气馁，继续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大大阔斧地改革教会礼仪。他在1523年成为萨克森选侯邦阿尔施泰特（Allstedt）镇的神甫之后，立即发表《阿尔施泰特教会礼仪》（AllstedterKirampt）和《德语福音弥撒》（DeutzsgelischMesze）等书册，用德语而不用拉丁语做弥撒，举行圣餐不分僧人和俗人都可领取饼和酒，宣讲整本圣经而不只是选讲福音书和使徒书。他还与逃离韦德施泰特（Wiederstedt）修道院修女、戈伊骚的奥蒂莉厄（OttilievonGeusau）结婚生子，以实际行动向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挑战。他也从阿尔施泰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市民、贵族地主的臣仆和矿工中组织了一批人，建立了他的教会革命的“选民”同盟，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广泛吸收“真基督徒”入盟。曼斯费尔德、埃斯勒本、哈勒（Halle）、阿舍斯勒本等地的矿工和下层群众，经常像朝圣一样来阿尔施泰特听他布道。

1524年3月，深受闵采尔影响的群众放火烧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著名的朝圣中心梅伦巴赫的礼拜堂，打碎了里面的神像。萨克森—魏玛（Sa-Weimar）公爵约翰（Johann，1468—1532）传讯肇事者，闵采尔挺身而出，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约翰和他的儿子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Friedrich，1503—1554）为查明真相，亲自来阿尔施泰特听闵采尔布道。闵采尔试图说服他们拥护改革，遂在7月13日做了一场《诸侯布道》（Fürste），以十足的勇气向诸侯们提出了“取消偶像崇拜”“强制实行福音”“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要杀掉那些把神圣的福音弄成异端邪说的教士和修道士”等等要求。闵采尔还强调指出，“贵族就是重利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私有……对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所有活着的人都想方设法进行盘剥搜刮”，因此，穷人仇恨贵族，完全是由贵族们造成的。而路德是一位说谎者，他对贵族的暴行，除了祈祷一声“阿们”，不采取任何行动。

路德抱着恼怒和猜疑的心情观察闵采尔的行动，当他看到闵采尔不仅宣说“邪恶教义”而且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时，便致函萨克森公爵，声称闵采尔是“叛逆之灵”，企图“使用刀剑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推翻政府，以自己来主宰这个世界”，敦促诸侯采取坚决的行动，“严肃处理这样的动乱和放肆的言行”。闵采尔则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

萨克森公爵准备在8月1日审讯闵采尔，判他图谋叛乱罪。闵采尔闻讯后急忙逃离阿尔施泰特，前往米尔豪森。在这里，他与原先的昔斯妥会修士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HeinrichPfeiffer，1500以前—1525）一起从事活动，试图建立神权统治，但未过多久就双双遭到驱逐。

10月，闵采尔漫游到纽伦贝格，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路德公开发表《在形象上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闵采尔则付印答路德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路德“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闵采尔对路德说：“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作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纽伦贝格市政当局下令没收该书，并勒令闵采尔离开本市。这时的闵采尔一文不名，经常忍饥受饿，但为“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不畏艰难，忘我奋斗，他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

闵采尔前往施瓦本，与正在形成的苏黎世洗礼派共同体建立了通信联系，但未取得意见一致。苏黎世的洗礼派劝告闵采尔放弃用武力实现上帝的秩序的计划，闵采尔却不为所动，坚持进行暴力斗争的立场观点，最终在施瓦本农民当中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也对非苏黎世起源的洗礼派领袖路德维希·海策尔（LudwigHtzer，1500之前—1529）、汉斯·邓克（HansDenck，1495—1527）、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Franck，1499—1542或1543）、卡斯帕·冯·施温克菲尔德（KasparvonSckfeld，1490—1561）、大卫·约里斯（DavidJoris，1501或1502—1556）和海因里希·尼可拉斯（Heinriiclaes，1501—1580）等产生了深刻影响。闵采尔在施瓦本的革命宣传活动“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洗礼派运动的兴起

洗礼派运动的兴起与茨温利在苏黎世进行的宗教改革有密切联系。最初的洗礼派教徒大都是茨温利的追随者，也大都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苏黎世市民。他们支持宗教改革，尊重《圣经》的权威，但在有关教会组织、圣礼和对于世俗政权的立场态度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与茨温利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茨温利只是在现有的强制性教会之旁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制性教会，没有按照《圣经》的指示，恢复基督教早期社团。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而真正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取得当局的同意也有权废除弥撒和圣像；在农村还有权废除教会什一税。在1523年秋举行的第二次苏黎世辩论期间，赫翁（Hngg）地方牧师西门·施特鲁姆普夫（SimonStrumpf）和市政委员的儿子康拉德·格雷贝尔（Krebel，大约1498—1526）等人与茨温利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主张更加严格地恢复圣经新约所规定的制度，要求立即废除弥撒，远离圣像。施图姆普夫还对市政会的教会主权提出质疑，要求立即按照圣经新约的指示，建立不受国家控制的福音教会，自由选举牧师。争论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因为茨温利主张将何时采取这样的措施和如何实行新制度的问题交由市政会裁决。

但是没过多久，在一些农村共同体中，部分代理牧师开始拒绝给婴儿施洗。1524年8月11日，苏黎世市政会发布命令：恢复婴儿洗礼，放逐反对者。这个命令受到了格雷贝尔和菲利克斯·曼茨（FelixManz，大约1498—1527）等人的抵制。在苏黎世及其近郊地区，也有一些人无视市政会命令，不让自己的孩子受洗。格雷贝尔和曼茨等人的立场观点得到了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的支持，他们通过书信往来，相互激励，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茨温利虽然承认婴儿受洗制度缺乏《圣经》依据，但又认为该制度无伤大雅，不主张将其废除。洗礼问题遂成为格雷贝尔和曼茨等人与茨温利争论的焦点。1524年底，在所谓的“星期二会谈”中，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商讨，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曼茨向市政会递交了《抗议和保护书》，以《圣经》为依据，对婴儿受洗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农村，教会的什一税问题尤为突出。既然教会的救赎功能已经受到了质疑，原本作为对教会恩典的回报而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的做法也就丧失了神学依据。村社自治和村民自由选举牧师开始成为普遍要求，其目标自然不仅仅是获得正确的宗教信仰，还包括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这方面，西门·施特鲁姆普夫、汉斯·布吕特利（HansBrtli）、威廉·罗伊博林（WihelmReublin，大约1484—1559）堪称先驱者。他们决不是要遁世索居，远离政治，而是要按照共同体原则，改革教会和生活，建立新的宗教团体。

1525年1月21日，市政会作出决议，禁止格雷贝尔和曼茨公开发表言论，驱逐汉斯·布吕特利、威廉·罗伊博林、路德维希·海策尔和安德里亚斯·卡斯特贝格尔（Aelberger，大约1500—1531以后）等非苏黎世人，取消反对婴儿施洗者举行集会的权力。但在当天晚上，格雷贝尔就在曼茨家中为来自格劳宾登的世俗教士耶尔格·布劳罗克（JrgBlaurock，大约1492—1529），举行了洗礼。随后，布劳罗克又为在场的其他人施洗，大约有15人。这是第一次有案可稽的“成年人洗礼”。紧接着，他们一道举行了简单的圣餐礼，认为这是纪念基督所受苦难和受死的“团契餐”，只有信徒才有资格分享。而在当时的苏黎世，天主教的弥撒礼尚未被废除。这样一来，以卡亚科布为中心，在措里孔（Zollikon）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茨温利和市政会的洗礼派社团。在他们已经通过他们的洗礼对官厅的决议做出对抗以后，他们现在又以他们的“福音”圣餐第二次拒绝了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决定权。

1525年1月30日，苏黎世市政会派遣城市雇佣兵前往措里孔，逮捕了一些洗礼派教徒。苏黎世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司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却无法压制群众性的信仰复兴运动。格雷贝尔、布劳罗克、布吕特利、罗伊博林和措里孔农民很快就被释放了，只有曼茨一直被关押到这一年的秋天。罗伊博林前往瓦尔茨胡特（Waldshut），他在那里赢得了已经皈依路德教的原茨温利教布道士巴尔塔萨·胡布迈尔的支持；胡布迈尔连同他所建立的福音教社团全都转向了洗礼派运动。布吕特利前往沙夫豪森州的哈劳（Hallau），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洗礼派社团。布劳罗克和格雷贝尔前往苏黎世高地，他们的布道同样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曼茨在获释后也开始了富有成效的传教工作，进一步促进了洗礼派运动的发展。

路德维希·海策尔则在阿尔郜、埃蒙塔尔（Emmental）和奥格斯堡等地组建了一些宗教团体，只是未举行成年人洗礼。更为引人瞩目的是1524和1526年在圣加仑和阿彭策尔开展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部分人断章取义地选择和解说圣经文字，倡导讲方言和纵欲等惊世骇俗的行为。而汉斯·布吕特利和巴尔塔萨·胡布迈尔等人则在普通人革命爆发后，领导洗礼派分子与起义者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但绝大多数洗礼派分子生活严谨，作风正派，不仅反对纵欲，也不赞成“运用刀剑”的手段来贯彻自己的主张。

格雷贝尔及其同道们很少有机会详细拟定完整的教会制度。然而，他们说明了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后来也出现在别的地方。他们主张某种“内在的、使徒式的圣经主义”，断言他们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把茨温利以圣经为依据的原则推进到其符合逻辑的结果而已。

茨温利不否认苏黎世的洗礼派运动起源于他的宗教改革，他也赞成洗礼派的部分观点，如废除弥撒、教会主权和教会什一税；实行社区自治，自由选举牧师；按照社区原则对教会和生活进行公理会式的调整；组建符合圣经要求的完美社团等，但他更强调统一、秩序和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茨温利不仅与洗礼派分道扬镳，而且强烈要求政府当局采取严厉镇压措施。1527年初，苏黎世市政会决定用监禁、放逐、鞭笞和淹死在利马特河（Limmat）等手段惩罚洗礼派分子。在茨温利知道并同意的情况下，菲利克斯·曼茨被淹死在苏黎世的利马特河，成为瑞士洗礼派的第一个殉教者。

洗礼派分子把遭受迫害看作上帝对他们所选择的道路的认证，使命意识陡然加强，更加积极地开展起传教活动，其足迹逐渐遍及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