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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普通人革命 一概念辨析（第2页）

闵采尔则在米尔豪森和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等地积极发展信徒，铸造大炮，同时与图林根、萨克森以及施瓦本和弗兰肯的起义军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主动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5月3日，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率军进抵帝国修道院（Rei）赫斯费尔德（Hersfeld）和富尔达，攻占安扎在弗劳恩山（Frauen-Berg）的起义军营寨，俘虏并杀害了多位起义军领导人，其余的人大都溃散。5月11日，菲利普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II。，1489—1568）的援军会师，联合攻占了埃森纳赫，接着又追击起义军到达朗根萨尔察（Langensalza）。5月15日，黑森邦国伯爵、不伦瑞克公爵和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1471—1539）纠集军队，一起进逼弗兰肯豪森。萨克森新选侯约翰（Johann，1468—1532）也率领一支由3000多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赶来增援。闵采尔组织8000人，在俯瞰弗兰肯豪森的山丘上以车垒和壕沟据守，但由于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未能抵挡住诸侯军队的进攻。诸侯军用大炮击溃起义军，突破车垒，攻入城里。3000多起义者战死，闵采尔受伤被俘。5月19日，诸侯军转而进攻米尔豪森，普法伊费尔率领1000多名武装民众英勇抵抗，但最终失利，他本人也被处死。5月25日，米尔豪森投降。敌人入城后，下令居民交出武器，缴纳罚款，取消永久市政会，并入萨克森，从自由城市降为诸侯城市。5月27日，闵采尔在遭到严刑拷打之后，被斩首示众。其他地方的起义军也遭到了残酷镇压。

闵采尔被俘之后，他的一些著作和信件落入贵族之手，路德从别人那儿得到部分抄本，阅后加上自己的按语，编成文集出版，名为《一个恐怖的故事和上帝对托马斯·闵采尔的审判》，其对闵采尔的仇恨由此可见一斑。

在阿尔萨斯、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农民、手工业者和矿工也组建了多支武装部队，开展了大规模反对教、俗诸侯和贵族的斗争。

下阿尔萨斯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矿工在1525年4月行动起来，反对大主教的残暴统治。他们组建阿尔特多夫（Altdorf）起义军，推举手工业者魏特莫泽尔（Weitmooser）和当过兵的卡斯帕·普拉斯勒（KasparPrassler）为首领，在攻占萨尔茨堡后，提出了比施瓦本《十二条款》更简练、更激进的《新十二条款》（又称《阿尔萨斯十二条款》），要求“正确宣讲福音”，替“贫苦农民”说话，取消大小什一税，废除利息和杂税，将领主强占的公地，包括耕地和牧场，收归共有，除皇帝外，不承认任何诸侯和领主，民众有权“另选”官员等。该条款替贫苦农民说话，对他们的要求规定得很仔细，较多地保留了闵采尔的思想。4月底，上阿尔萨斯人也行动了起来，迫使祖尔茨（Sulz）和格布魏勒两城归顺起义者。到5月中旬，起义军先后攻占了贝尔肯（Ber）、拉波尔茨魏勒（Rappoltsweiler）、赖兴魏尔（Reiweier）、扎伯尔（Zabern）等城，几乎控制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公爵安东二世（AntonII。，1489—1544）组织了一支由当地武装和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人雇佣兵组成的兵力达30000多人的军队，从南希出发镇压起义军，沿途烧杀抢掠，**妇女，无恶不作，被杀者竟达1。6万—1。8万人，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起义军奋力抵抗，致使洛林公爵虽然最终获胜，但也损失了3000多名士兵。

在蒂罗尔（Tirol）地区，布里克森（Brixen）的民众于1525年5月自行武装起来，推举出身于施特尔青（Sterzing）矿工家庭、时为大主教秘书的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Gaismair，1490—1532）为总指挥。盖斯迈尔率领起义军袭击庄园、修道院和宫殿，扩展势力到阿迪杰河（Adige）畔的波尔查诺（Bolzano），设司令部于梅朗（Meran），把起义军营寨安置在特伦托近郊。

1526年初，盖斯迈尔提出《新的邦国制度》（又称《蒂罗尔地方条例》），号召人们彻底消除“损害永生的圣经、压榨穷苦百姓和妨碍公共利益的不敬上帝的人”，“消除人间尊卑贵贱的区别，实现完全的平等”；废除弥撒、圣像和礼拜堂；“成立由本邦各区选举的中央政府”；“废除不合理的贡赋和关税”；取缔高利贷，矿山国有，巩固国防等。这是企求建立一个在一切事情上都依据圣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最宏伟但也是纯属空想的尝试。

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和施瓦本同盟军队首领特鲁赫泽斯领兵镇压，但屡遭失败。7月，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再次发起进攻，盖斯迈尔率部杀出重围，退往威尼斯继续坚持斗争。1532年，盖斯迈尔在帕多瓦被奥地利大公收买的两个刺客暗杀于住宅里。

盖斯迈尔死后，蒂罗尔的部分起义军依然坚持战斗，有些被剥夺公权的民众直到数十年后还在深山老林中当强盗，只是没有再爆发大规模起义。一些人失望地退回到旧的信仰，但也有人为了信仰的神圣性之故，转而加入了“与世隔绝”的洗礼派。

1524—1526年的普通人革命最终失败了，大批人死于战乱，幸免遇难的起义者也遭到了挖眼、截肢、断指等酷刑折磨。参加者和支持者同样遭到帝国放逐令和诸侯法律的制裁，丧失了所有权利。还有一些人被判交高额罚金。曾经支持过起义者的城镇也丧失了法权，节庆被禁止，城墙被拆除，武器被没收，酒店不许晚上营业等等。

在普通人革命期间，大约总共有1000座城堡和修道院部分地或全部地被摧毁，仅在班贝克一地，也仅在5月份当中的某个10天内，就有多达200座城堡被摧毁或者被破坏。在图林根、哈尔伯施塔特和韦尔尼格罗德等地，也有300多座修道院被摧毁。对于相关地区的人文景观来说，这种大破坏不啻一场灾难，以致于至今仍有人将1524—1526年普通人革命称作“城堡破坏运动”。然而，破坏城堡的既有起义军，也有诸侯军，不应当把罪过全都加到起义者头上。后来，大部分城堡得到重建，但也有不少永远消失了。

镇压普通人革命的贵族军事首领大发横财，不仅夺取了大量财产，还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加强了对民众的统治和剥削。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成为了上施瓦本大地主。不少诸侯也从镇压普通人革命行动中获得了好处。他们利用镇压革命的机会，接管了许多教会财产和原先享有自治权的自由城市，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尽管如此，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帝国南部的部分地区，普通人革命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起义者的要求得到了重视，教会的一些弊端被克服了，官厅的任意妄为受到了一定限制，普通人的处境也有了些许改善。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是当时少有的反对镇压农民起义的诸侯之一，他认为应当满足农民的要求。黑森邦国伯爵菲利普一世虽然参与镇压了帝国修道院赫斯费尔德和富尔达的农民起义以及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弗兰肯豪森起义军，但也派人到其统治区内发生暴动的地方进行调查，力图消除种种弊端。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五世同样镇压过起义，但也颁布法令，要求宽待农民，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秩序。在部分邦国，农民不再向地主而是直接向诸侯交税了。农民和市民也获得了直接上诉帝国法院的许可。但是总的说来，民众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农民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被从国家的重大活动中排除出去了数世纪，直到1848—1849年“三月革命”期间，起义者在《十二条款》中提出的要求才在全德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三、路德与普通人革命的关系

长期以来，普通人革命经常被看作路德倡导宗教改革的后果，而路德后来号召诸侯反对起义者，则被看作对“革命事业”的背叛。起义者斥责路德为“谎言博士”和“谄媚王侯者”，苏联、民主德国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史学家也批判路德“背叛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寡廉鲜耻”，成为“叛徒”，沦为“诸侯的奴仆”。这些观点有失于武断和片面。实际上，路德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暴力斗争，他本人也从未参与其中。所谓的“背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论证逻辑方面也难以成立。

在普通人革命爆发之初，路德曾“劝告和平”，极力争取冲突双方和解。1525年4月17日，巴登湖军与施瓦本同盟订立《魏因加滕条款》，路德赞誉这个条款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他还让人重印文件，连同自己写的按语一起四处散发。1525年4月底，在收到起义者呈送的上施瓦本地区《十二条款》后，路德写了《对施瓦本农民十二条款的劝告书》一文，一方面承认《十二条款》中有许多要求是正当合理的，指责教皇、主教、教士、诸侯、领主的恶行“激怒了上帝”，引起了“上帝本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不原谅暴动者，谴责他们把暴力和谋杀当作“基督教革命”加以炫耀的做法是“狂热”和“罪过”，强调基督徒的义务是服从，受难也是上帝所注定的，不能运用《圣经》来论证世俗的制度，要论证世俗的制度只能求助于法学家，基督徒唯一可行的反抗就是移居异国他乡。

路德本人还亲自到埃斯勒本、施托尔堡、诺德豪森（Nordhausen）、埃尔福特、沃尔豪森和魏玛（Weimar）等地，布道传教，劝说民众保持平静，极力阻止新的起义和暴动发生。

只是在魏因斯贝格血案发生后，路德才在1525年5月6日重新刊印的《对施瓦本农民十二条款的劝告书》一文中增加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WiderdieruberisdmrderisRottenderBauern）一节，诅咒《十二条款》是“虚伪的骗局”，“叛乱带来遍地屠杀，血流成河，制造孤寡，并且像一场大灾那样把万事折腾得乱七八糟”。农民象疯狗一样抢掠，起义农民犯了三重大罪，死有余辜：一是破坏忠于领主的誓言，用暴力反对上司；二是叛乱，抢劫并非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三是给他们的恐怖罪行披上福音的外衣。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戳碎、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但在诸侯疯狂镇压起义者的时候，路德又写作《上帝对公侯的审判》，指责公侯“抢劫、暴戾、疯狂”，是“受他们主人魔鬼引导着的恶狗”，要求“宽待已被征服的俘虏”，力图制止公侯的暴行。

可以想象，路德的宗教改革倡议确实鼓舞了普通人的革命斗志。他的圣经主义增强了普通人以“神法”为基督教秩序的观念。他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严厉谴责以及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大无畏精神也为普通人的反抗斗争树立了榜样。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普通人革命在性质和目标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路德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的拯救问题，也就是人如何摆脱原罪，获得上帝救赎的问题。从“因信称义”（或“唯信称义”）的观点出发，他无情地谴责教皇和教皇党徒的谬论，极力树立上帝的话的权威，大力宣扬上帝的恩典，努力培养人的信心和爱心，其目的在于帮助人克服“良心的不安”，得享安慰、喜乐、平安和“永生”。

在路德看来，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都属于“上帝的国”，他们凭借圣灵和信仰，自然能彻底行善守法，爱人而不加害于人，不需要君王、贵族、刀剑和法律。然而，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徒或生来就虔敬，相反，人人都是有罪的，而在罪人当中，相信上帝的恩典、不与恶人作对而且自己不作恶的真基督徒如凤毛麟角。所有的非基督徒都属于“世界的国”，他们虽然都受过洗，但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律，他们就将互相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事奉上帝。为维持治安，防止恶行，上帝设立了两种政府：一种是“属灵的政府”，它借着圣灵在基督之下使人成为基督徒和虔敬的人；一种是“世俗的政府”，它控制非基督徒和恶人，使他们虽不甘愿，也不得不遵守治安。

基督徒在他们自己中间，为他们自己，并不需要法律和刀剑。不过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活着和工作，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邻舍，所以他整个生命的精神，驱使他做一些对邻舍有益和必须的事。因为刀剑在维持治安，惩罚并预防罪恶上，对于世界是很有益处的，也是必需的，所以基督徒很愿意服从刀剑的统治，缴纳税款，尊敬长官，并尽他一切所能，服事政府，帮助政府，以维持政府的荣誉和尊严。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邻舍和全世界，是帮助国家，服事国家，为国家谋利益。面对非基督徒时，基督徒要尽量用身体、灵魂、荣誉和财产来使用刀剑。基督徒只要合格，就应当担任绞刑吏、法庭差役、审判官、公卿或诸侯等职务，承担维护政府的存在和尊严的义务。基督徒凡事忍耐，甘心情愿忍受任何人所加的不公道，甚至死亡，但是他为别人应该报仇，寻求正义，保障和援助，而且要尽力去做。

属世界的政府的所有法律，只及于生命、财产和世界上外表之事。至于灵魂，只受上帝统治。上帝不能也愿让人来统治它。如果世俗的政权要擅自为灵魂制订法律，它就侵犯了上帝的统治，只足以将灵魂引入迷途，加以毁灭。没有人应该或能够指挥灵魂，也没有人能够给灵魂指出进天国的道路，这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到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看见，知道，审判，惩罚，并改变人的内心。没有人能使灵魂毁灭或活着，也没有人能使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凡是涉及灵魂得救的事，人们只能听从上帝的话，不应该接受和宣扬其他说教。灵魂仅为上帝的权力所控制，不在任何人的手中。一个人心里的思想和倾向，除上帝外，没有人知道，所以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某人信这信那，不仅无义，而且是不可能的。所有想控制灵魂、强迫人相信不属于上帝的话的种种说教的诸侯和主教，都是最愚蠢的人，盲目的可怜虫。

路德承认君主及其意志、规则、惩罚乃由上帝设立，是合法的世俗统治者。而且，除世俗功用外，它们还有第二种甚至更为重要的“神学”或“属灵”功用。君主应当依照上帝的公义施行统治，充分发挥保护宗教信仰、维护道德、保障社会福祉的作用。信仰上帝的话而称义的基督徒自愿臣服于依靠剑和布道进行管理的官厅，并以这种方式为邻居服务，也就是说为所有人，包括无信仰者，在世俗的世界中维持和平。他不属于世俗的世界，仅仅是上帝国家的公民。臣民有义务服从合法权威，但也有义务不服从违背良心的法律。然而路德并没有偏袒统治者，也不惧怕教皇和诸侯，甚至痛斥当下治理德意志国家的诸侯是“教皇的走狗”“无赖”“瞎子”和“愚人”，严厉鞑伐迫害宗教改革运动的教皇、皇帝和诸侯，抗议不义的统治，但他只赞成非暴力的抵抗，反对武装革命，不愿看见秩序破坏后所带来的更大灾难。路德深深相信，上帝公义的手仍在掌权，他会按他的方式解决问题。属灵或属世的治理权都是蒙召的职分与应尽的服事，而非权柄或权势。无论是臣民还是诸侯，只要他们越份或未忠于职守，路德都竭力予以劝诫。

路德关于两个国和两种政府的言论被后人归纳为“两个王国学说”（LehrevondenZweiRei或Zwei-Reiche-Lehre）或“两种政府学说”（Zwei-Regimenten-Lehre），路德本人却从未使用过这样的概念，他对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区分也不同于现代的政教分离原则。对于路德来说，这两个国都是上帝创立的，世俗君主有权行使“刀剑”，世俗之人必须完全服从。当然，世俗政权也有义务保证信仰的“纯洁”，不应当强迫任何人的信仰，不得干预教徒良心的自由。实际上，路德对人和国家的看法都是非常消极的，不对世俗境况的改善抱有希望，不认为国家是上帝拯救人类的代理人。国家充其量只能修补旧秩序，抑制无政府状态的蔓延，直到上帝进行最终的审判。这种末世论观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意味着，路德并非要为现存事物进行辩护，而是强调改革的必要性。

路德主要是一位神学家，不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不分大一统国家还是民族国家，也没有明确的政府观念，不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在政治上的表态，大都是从宗教神学中推论出来的，而他的政治神学又具有突出的时事性和实用性特征，因此很容易与其坚持不懈的宗教神学发生矛盾和对立。路德知道自己处在一种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必须依靠诸侯的支持才能使宗教改革得以进行下去，因此，他便借着将他们的权柄建基在神圣的护理上，以强化他们的政治的合法性。路德显然准备把宗教的尊严给予这些统治者，借此换取他们的支持，进一步推行宗教改革。这样就开展了教会最终由国家主导的道路，而这差不多是信义宗教会的普遍特色。对于诸侯反抗皇帝，路德一度也表示反对，因为反抗上司和主人，等于与上帝设立的秩序作对，是决不容许的。但为了宗教改革事业，他最终还是认可了诸侯的反抗权力，声称诸侯为了福音和个人良知的缘故，可以武力与皇帝进行斗争。目的把手段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