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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过剩时代国企改革任务（第2页）

一方面，主要市场贸易反弹乏力。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环比下降0。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年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西方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2014年第一季度的出口环比下滑2。6%，进口下降0。1%。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潜在金融动**，经济增速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下调至4。6%，其中：印度经济增长率为4。7%，已连续两年低于5%；巴西经济增长率从1。9%下调至1。3%，几年来，阿根廷每年通货膨胀率都在20%以上，已经陷入2001年以来的第二次主权债务违约。

第二，海外政治局势会影响到投资风险。一方面，本国与外国外交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海外投资的收益率；而另一方面，外国政局的稳定程度也会影响到海外投资的收益。近年来，伊拉克政治动乱和暴力导致安全局势严重恶化，油价急速上涨。

第三，海外投资和国内投资不同，汇率的变化也会时刻影响投资回报率。

这些不确定因素难以为国内投资者时刻所掌握，因而国外投资难以作为吸引大量国内民间资本的有效途径。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11月20日报道，从中国流向海外的民间资金正在增多。一年的流出额高达22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减少额的5成。在中国外汇储备减少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有观点认为从中国流出的资金进入欧美的股市、房地产和美术品等领域，今后可能在发达国家引发泡沫。

20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画家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的作品2015年11月9日在纽约的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拍出1。704亿美元的价格。英国《金融时报》（FT）报道称，拍得这件作品的是一位中国富豪。此外还有消息称，购买美国住宅的外国人数方面，最近中国超过加拿大跃居首位。在全球的资产市场上，中国资金的存在感不断增强，让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资金，当时日本资金借助日元升值，相继买下纽约摩天大楼和画坛巨匠的作品。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底达到3。99万亿美元峰值，2015年9月底减少了4800亿美元，减至3。51万亿美元。伴随着民间资金流向国外，中国当局实施了旨在稳定本国货币的卖出外汇、买入本国货币的汇率介入举措，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换言之，外汇储备的减少意味着海外资产的保有者从国家变为个人。

因此，政府要控制资本外逃，出口停滞，外汇占款下降，必然是基础货币收缩，流动性收紧，造成地价房价下跌，房地产企业发生困难，与基建及房地产企业相关的大量下游企业进入萧条。资本进一步外逃，出口进一步停滞。一旦这个恶性循环进入自我实现，自我强化的过程中，人民币面临估值大修复的可能，也就是暴跌，人民币泡沫破裂。

当然，资金流向了健康、教育、慈善等领域。这虽然主要是消费而不是投资，但也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流向，表明不少富人已经度过财富积累时期，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的提升与人生理想的实现。但是流向这些领域的资金数量极为有限。

二、砸开混合所有制的阻碍，疏导资本“泄洪渠道”

现在看来，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可能是社会资本的最佳通道，也是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最佳通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交叉持股与国有企业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公有资本参股，非公有制经济将共享发展红利。同时，数十万乃至上亿的社会资本将进入企业。到时，楼市、股市的恐慌也自然消除。

资本如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笔巨大资金，用之好则利，用之不好则为害。国家积极发展、稳固房地产业是为民间资本建立大坝；而积极建立混合所有制度则是为民间资本疏通渠道，引导其更好的流通。只有双管齐下，方能制胜。

然而，目前面临的阻力太大了。国有企业维持现状不想让步，而民营资本进不去，处于拉锯状态。改革推不下去，国资渠道打不通，就像一座高山挡在前面。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场产权改革。民间资本从其本质上讲，是私有性质的资本形式，他的所有权是私有的，而不是公有制的。我国目前的民间资本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经营性民间资本。指民间法人投资和个人投资的实业资本。具体有集体、联营、个体、私营、私人股份等。（2）金融性民间资本。指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国库券、企业债券、股票、外汇等。（3）　现金性民间资本。指城乡居民的手持现金总和。（4）　不动产性民间资本。指民间组织和个人所有的地产、房产等，这部分资产的开发和出租会带来不少的收入。

很多民企对混合所有制有深厚的兴趣。认为能够抓资源，上项目，占政策便宜。过去的国有企业发展，主要依靠政策资源的便利，资源非常廉价。前10多年，国企在中国经济中发展势头好，日子过得很滋润。各种大型项目，基本是给国有企业制定的，有些本身就出自国有企业之手。现在，以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行，很多国企舒服日子已经不长了。但是，目前还是有政策优势的，这是吸引民企的地方。国务院先后两次颁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旧“36条”，但行业壁垒和身份歧视短期难以改变，民资遭遇“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比较突出，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仍步履维艰。从最近相关媒介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超六成可窥一斑；庞大的民间资本若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出路，会像高悬的“堰塞湖”，一旦决堤，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将是巨大的。但是，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速度并不快。

原因首先出在对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国有经济布局仍存在着数量过多、战线过长、资源配置重点不突出、规模不经济、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等不合理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虽然，我国在国企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时至今日效果并不理想，其关键问题之一还是对国有经济缺乏严格而准确的定位。其次，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目前各界最担心的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第三，产权保护问题。国有资本的产权以国家信用为后盾得到充分的保障；而非公经济的产权保护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企业家财产权被公权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产权保护力度不统一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可能变成国有资本的“独角戏”，即便垄断行业放开，民营资本也未必敢进去。第四，外部经营环境的制约。民营经济仍面临一些有形无形的障碍和困难，其外部经营环境仍存在诸多突出的不利因素。如果不消除各种阻碍市场竞争的因素，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难以实质性推进。

那么，民间资本出路到底在哪？应理顺五条通道：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垄断行业改革和开放力度，鼓励有势力的私营企业进入，让垄断行业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泄洪池”。提高私人资本在电信、电力、铁路、石油、水电、大型矿藏等垄断产业的股本比例；降低民资进入门槛，允许民资进入垄断产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得与国有企业均等盈利机会；适时开放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鼓励有实力的民企在继续搞好传统制造业升级和转型之外，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和投入，政府在审批、收费、税收、用地、信贷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扩容器”。

完善投资管理体制，放宽非公资本准入条件。目前，在我国有些行业和领域中，非公有资本进入的门槛还过高，影响其进入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在大多数行业，国家应该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在某些不适合民营资本控股的行业，在保证国有资本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也应该放开对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的限制。进一步从行业和领域准入到环节准入细化、放宽政策。

第二，鼓励多数员工进入持股行列，这不仅有助于调动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调动员工手中的资本投入实体经济。根据四川省政府发布的《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四川省属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的，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在程序合法、操作规范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员工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或以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持股。优先支持高新技术、转制科研院所等类型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以现金、技术、知识产权等多种方式入股。建立和完善员工持股有序进退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实际上，作为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建立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无疑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和开放力度，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让金融业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蓄水池”。一是对现有金融机构存量进行改革，对城市中小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进行股权结构改造，提高私人股本比例；或允许私人资本直接收购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城市中小商业银行改造为民营银行。二是对现有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引导，“收编”为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使地下金融活动阳光化；同时加大村镇银行、农村和社区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的推广进度，构建多种所有制结构相结合、良性互动的金融组织体系，使全社会金融活动始终处在国家宏观调控范围，确保系统性金融平稳运行。

第四，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积极搭建各类融资平台，让金融创新成为民间资本竞相出入的“竞技台”。完善三板市场管理规范，进一步降低三板市场准入门槛，让更多有发展前景、综合势力强的民营企业进入创业板融资。同时，各级政府鼓励设立各类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构建好投融资对接平台，发挥好“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的桥梁作用；并引导民企积极进入风投领域，完善相关管理规范，推动民企通过开展私募基金和发行债券等渠道有效参与社会资本流转，使资本市场成为极具**力、引导民资健康流动的“强磁场”。

第五，进一步加大政府公共事业改革和开放力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让社会养老、市镇建设等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吸水器”。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城镇养老设施短缺现象严重，改善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服务品质在未来几十年尚属朝阳产业，各级政府鼓励民企兴办老年公寓或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并对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民间投资在税收、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同时，鼓励民资投资城市批发、零售、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一体化的大型商贸服务体系建设；允许民资进入自来水、公汽等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适当财政补贴，使城市建设成为吸纳民资的“乐园”。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民间投资产业目录，及时向社会发布，采取公开招标、自愿申报等方式落实投资计划和方案，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满足民资投资需求；并发挥好各类民间投资机构或协会的行业引导作用，为民间资本牵线搭桥，使民间资本有项目可投、投得准、有钱赚。

第六，引导民间资本“走出去”。民营资本“走出去”应成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积极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合作，做强做大民营资本。在海外布局方面，应提高民营资本海外布局的效率和效益；在金融支持方面，需要开展境外项目贷款、股权融资、离岸金融等全方位服务。在制度设计上，可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此外，还可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交流，强强联合，吸取经验，共同走向世界舞台。

以上所说，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经营范围，是国企改革内容，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任务。

本轮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中，混改酝酿的时间最长，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推进的进程显得有些滞后。2015年初，地方推动混改还比较积极，但也有些忙乱，当时地方政府也等待中央的顶层设计方案。当时，高层对国企混改的定调从“积极推动”变为“有序推动”，加之企业负责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态度并不积极，导致混改一度停滞。随着混合所有制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年混改有望“春潮再动”。一是国企利润下滑形成倒逼效应，二是顶层方案和地方实施细则的成熟和公布，三是混改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和高层的讲话推动，这三方面的动力有望让低潮中的混改再次萌动。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严重过剩需要消除。

继上海、广东、山东、江西等多省市纷纷制订推出国企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后，已经有多个地方针对国企改革发布具体细则，说明地方国企改革步伐正在提速。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中通过试点员工持股，还可以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把职工手中的资本调动起来。

从目前各地透露的国企改革信号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各省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从四川省公布的意见来看，国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通过三大途径实现：一是引进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二是鼓励国有资本参股非公有制企业；三是支持各类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投资或参股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项目，使投资者在平等竞争中获取合理收益。实际上，其他省份的地方国企也都普遍采用了上述三大途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最后仍然强调要守住底线，维护经济安全，正确把握和处理房地产市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观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不是堵，而是疏通“渠道”，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民间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对其积极引导，活用资本，用好资本，共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首先要巩固“大坝”，要时刻注意房地产业，及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防止房地产萎靡诱发经济危机。对于房地产，政府目前确实面临两难选择。要去库存不能出大的杀手锏，一旦资本出来，会引起更大的流通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政府目前的操作手法是正确的，给点小政策，让房地产行业慢慢地起，去点儿库存，然后再进入痛苦的等待。这个等待，便是国有企业实体经济大门敞开。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透过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这个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表面原因，看到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失重。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命门”，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基础。这确实关乎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掌控能力，关乎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长期能否安全健康运转乃至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现实当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改革，能把资本过剩这事弄顺了，解决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就是实质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