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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第2页）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以往为了保持一定增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改善总需求，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管理方法。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如果转向改善供给，则未来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这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

现在要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还是基于当前客观现实，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作出的一种时代选择。频繁出现的“代购潮”“海淘热”“疯抢潮”早就说明，随着人们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供给经常满足不了人们需求。连买个指甲刀都要让人从德国带回来，连购个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疯抢，国外货如此走俏，跨境电商生意红火，这都在说明，是时候以新的供给来释放新的需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了。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正是中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关口亟须搞清的问题。

当然我们没有放弃原有的“三驾马车”的需求侧，供给侧改革提法与“三驾马车”不完全是替换关系。如今加大供给侧改革，供给、需求共同激发其活力，从而让　“三驾马车”切换到双轮驱动模式，这与APEC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不谋而合。

因为，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供给侧强调的就是通过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来提升效益，但并不是说是需求性不重要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依靠供给侧改革寻找动力的时代。

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创造消费，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国企的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总的来说，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是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从深层次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供给学派则强调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政府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必须让企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在调整生产力诸要素的基础之上，让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供给学派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对社会发展的主人——企业，给予史无前例的重视。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交给企业，交给中国工人阶级。这是我们感谢供给学派的地方。

四、“供给侧改革”与国企市场化的历史借鉴

中国“供给侧改革”是在人类发展重要阶段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当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正确决断。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面临的经济局面，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经济停滞危机上台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似。

在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探寻美英在20世纪80年代重振的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不无启发。

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企改革增强活力，成为供给学派的道路选择。

先说美国。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2）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3）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再说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企业部门暮气沉沉，创新精神明显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和滞胀，被世界经济界称为“英国病”。通过1979年推行的“民营化”，掀起了西方政府管理国企的一场革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成功地在英国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撤回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撒切尔夫人上台有句名言：“价格我不管，让市场管。工资我也不管，让劳资双方去谈判。”英国接连推出国企改革几大动作：（1）交易出售。（2）中长期特许经营。（3）股票上市。（4）附加措施。包括特别股、立账、暴利税等。其中特别股又称黄金股，即政府在一部分私有化企业中保留或持有的特殊股，以保持对关键行业私有化企业的控制权，防止恶意收购或兼并国有企业。

据统计，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20世纪70年代，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而在1980—1988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2%。

为了解决滞胀问题，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也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都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大胆突破。

当然，美、英有些国企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如一些行业私有化改革后出现的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近年间，他们不得不重走重组合并的路。

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

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五、　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

中国在2020年前的五年，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现在要回答，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度支持。

中央明确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战略指导思想。为什么此时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有很大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面对的是一场刚刚过去的股市劫难。前一阶段，由于实行特殊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资本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大量资金进入股市，非但没有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使得实体经济困难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供给侧的问题，通过调整我国的供给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势在必行。这是从自己经历中得出的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在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做出的抉择。2010年二季度以后，季度增长率已连续22个季度在波动中下行。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国内的供给能力适应不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或者是适应不了居民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升级性消费需求在外溢。所以我们要努力创造新供给，这种新供给不光是从无到有，还有一个从低质到优质的转变。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面对的是“十三五”规划这个宏大背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需求不振、出口缓慢，企业经营困难。如何克服当前的困难，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这个五年规划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这一理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革新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通读一遍“十三五”规划建议，看不到像过去那样拿“三驾马车”说事，但是在创新部分有一个说法叫“培育发展新动力”，写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但仔细读那三段文字，不是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和刺激出口的角度，而是从改革的角度来加强这三大新动力。必须通过改革使得新的消费需求能得到满足和释放，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使得投资效率能够提高、有效投资能够增加，通过产品品质等各方面供给侧的提高来增强出口竞争力，而不是以贬值或者提供更多出口补贴来推动出口增长。这样一种表述变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供给经济学从供给侧来推动、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想法。

可以想想，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国企市场化改革、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中国的背景是国企改革已经破题，“十三五”已经上马。

要使中国国有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短期看来，要尽快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企业的供给约束；从中期看来，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从长期看来，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供给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留给经济本身的　“供给约束”，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成本，等等。这些，正是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这些，正是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面临的任务。

中国与滞胀期间的美国不同在于，情况更为复杂，属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因此，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

我们可以回望，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说过的话：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对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回应。这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当时已经在铺排这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