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平淡无奇的红衣主教梅尼·德·布里耶纳上台成为了新的财政大臣。路易的子民饥饿难耐,发出了疯狂的威胁,迫于压力,国王路易十六同意“在可行的条件下,尽快”召开三级会议。听到这样是是而非的许诺,当然是没人满意。
这一年的冬天是近一个世纪里最寒冷的。田里的庄家要么就被洪水淹没了,要么就冻死了。普罗旺斯的橄榄树都冻死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帮助灾民,可是对于1800万灾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在哄抢粮食。如果是上一代人面临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可是新派哲学已经显现出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枪支解决不了辘辘饥肠的问题,甚至是士兵也靠不住了(他们来自民众)。国王必须有所具体的行动来挽回民心了,但国王再次犹豫了。
在外省的某些地区,新派哲学的追随者创建了小范围的共和国。连忠诚的中产阶级也发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25年前北美反叛者喊出的口号)。法国即将陷入大混乱状态。为了安抚民众,挽回王室形象,政府出人意料地取消了之前严厉的图书审查制度。这一下,法国铺天盖地地都是各种印刷品。无论身处高位还是身份卑微,所有的人都在批评他人,所有的人都被他人所批评。出版的小册子超过了2000册。在泛滥滔天的指责声中,德·布里耶纳下台了。政府赶忙召回内克尔,让他尽力安抚全国范围内的躁动骚乱。股市立刻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在一段时期内,大众停止了指手画脚的评论。1789年5月将要召开三级会议,届时整个国家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就能很快解决当前的难题,将法国重建为一个幸福健全的国度。
民众普遍认为全国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就能解决难题,这一观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特别关键的时期里,这种观点制约了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没有在关键时刻抓紧政务,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因此人们又开始新一轮声色俱厉地讨论该如何改革国家。全国各地的警力都大大削弱了。在职业煽动家的带领下,巴黎郊区的民众逐渐领悟到自己具备的力量,开始扮演有史以来所有**中民众的角色,他们成为了革命实际领导人手中的残忍力量,这些领导人支配这股力量来谋求使用合法方式无法获得的东西。
为了安慰农民和中产阶级,内克尔决定他们在三级会议中有双倍的代表人数。神父西哀士[284]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得出了第三等级(中产阶级的名号)应该代表一切的结论,在过去,第三等级什么都不是,现在第三等级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他表达了当时大多数关心国家利益的人的情感。
到了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进行了。选举结束后,当选的308位神职人员、285位贵族和621位第三等级的代表收拾行装,出发前往凡尔赛。第三等级的代表还额外带上了很多报告记录,其中很多都是选民写下的申诉和抱怨。拯救法国的舞台已经搭上,马上就要上演最后一幕大戏。
三级会议在1789年5月5日召开了。国王心情不佳。神职人员和贵族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打算放弃任何一项特权。国王下令各级代表在不同的房间开会,各自讨论自己的苦处。第三等级的代表拒绝接受这一王令。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网球场(为了这次非法集会专门搭建而成)庄严宣誓,坚持要贵族、神职人员和第三等级一起开会,他们把决定告诉了国王陛下。国王让步了。
作为“国民大会”,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体制。国王生气了,但他再次犹豫了。他说他绝不会放弃国王的绝对权力,接着就打猎去了,一下就忘记了国家体制的事情,等到围猎回来,他又让步了。他总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人民呼喊着要想要A这件东西,国王一顿训斥,什么都不肯给他们。接着,等到穷人聚集在一起,围着他的皇宫嚎叫之时,他就让步了,把子民们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们。可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A了,他们还想要B。闹剧就这样重复下去。等到国王陛下签署圣旨,赐给他深爱的子民A和B之时,他们已经在威胁要将王室斩尽杀绝,除非国王还同意给他们C,就这样,人们的要求不断增多,最后国王走上了断头台。
不幸的是国王总是慢半拍,而他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这一点。等到自己把头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他还觉得满腹委屈,自己已经倾尽能力去关爱子民,反而还受到了这样不公的待遇。
正如我常常提到的,历史上的“如果”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轻易就可以说,“如果”路易十六能力再强一点,心肠再狠毒一点,那法国的君主制就可能保留下来。但国王并非一个人。“即使”他拥有拿破仑的魄力,身处这样危难的时刻,他的妻子也有可能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妻子是奥地利玛利亚·特里萨的女儿,长在最具贵族气质和中世纪特征的宫廷中,拥有一个年轻女子所有的美德和恶习。
这位王后决定必须有所行动,于是计划了一场反革命行为。内克尔突然被解除了职务,皇家军队也被召唤到了巴黎。人民群众听到这个消息,蜂拥来到了巴士底狱,群起攻之。到了1789年7月14日,他们摧毁了人人都知道的巴士底狱,这座遭人憎恶的专制象征建筑早就没有关押政治犯了,里面关押的是小偷和入室盗窃犯。许多贵族得到消息,明白事态不利,纷纷离开了法国。但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无作为。人群攻占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他在狩猎,打死了几只鹿子,心情非常愉快。
国民大会开始工作,到了8月4日,在巴黎民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中,他们废除了贵族和神职人员所有的特权。到了8月27日,《著名的人权宣言》出台了,这就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曲。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失控,但王室显然还没有吸取教训。人民群众都在怀疑国王想要阻挠改革,结果到了10月5日,巴黎爆发了第二次暴动。暴动波及到了凡尔赛宫,人们把国王带回了巴黎的宫殿,暴动才又平静下去。把国王放在凡尔赛,人们不放心,他们要把国王放在可以监控的地方,他们要控制国王与维也纳、马德里以及欧洲其他王室之间的信件往来。
与此同时,在国民大会上,已经成为第三等级领袖的米拉波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可是他还来不及就于水生火热中挽救国王,就在1791年4月2日去世了。国王开始担心自己性命不保,6月21日这一天,他想要逃跑。可是在瓦雷纳村子附近,国民警卫队的人认出他就是肖像印在硬币上的国王,又被带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出台了,国民大会的与会者完成了使命,解散回家了。到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大会聚集在了一起,继续国民大会的工作。这次的大众代表中有很多极端的革命分子。其中最胆大冒进的就是雅各宾派,因其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会议而得名。这些年轻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士阶层)发表非常暴力的演说,这些演讲登载在报纸上来到了柏林和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皇帝决定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拯救自己的兄弟姐妹。当时,他们正忙着瓜分波兰,波兰的政治分歧引发了混乱,整个国家陷入风雨飘渺之中,谁都可以来分得一杯羹。但他们好歹还是派出了一支军队入侵法国,解救国王。
整个法国都沦陷在一片恐慌之中。这么多年的饥饿和苦难,人们可怕的情绪累积到了最高点。巴黎的暴民对杜伊勒里宫发起了攻击,忠于王室的卫兵竭力捍卫他们的主人,可是无法下定决心的路易十六在人群开始撤退之际,下令“停止射击”。鲜血、喧闹和廉价的葡萄酒早就让人群丧失了理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瑞士人卫队,冲进了王宫,在会议大厅抓住了路易十六,当即宣布剥夺了他的王位,随即将他押到了圣殿老城堡,国王成了阶下囚。
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还在前进,恐慌情绪转变成了竭斯底里的兴奋,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了残忍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周,人群攻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政府没有干预。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知道这是革命成败与否的关键时刻,只有最残忍的厚颜无耻才能拯救自己。立法大会闭会,1792年9月21日新的国民公会召开了,与会成员几乎全都是极端的革命分子。国王被控犯了叛国罪,受到了国民公会的审判,最终以361票对360票被判有罪,其中关键的一票就是他的堂兄奥尔良公爵投出的。国王被判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平静而不失尊贵地走向了断头台。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人们这样打杀吵闹是为了什么。他也过于孤傲,不肯向人求教。
之后,雅各宾派转而攻击公会中的稍微温和的吉伦特派成员,他们来自南方的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特殊的革命法庭成立了,吉伦特派21位领导人物被判死刑。其他的人自杀生亡。吉伦特派成员诚实而有才华,但他们太理性太温和,无法在这恐怖的岁月中幸存下来。
1793年10月,雅各宾派暂停宪法,要等“应该宣布和平之际”才会恢复。所有的权力都到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一小撮人的手里,其领导人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废除了基督教和老历法。“理性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托马斯·潘恩曾经妙笔生花地写过这个话题)已经来到,伴随而来就是持续了一年多的“恐怖统治”,每天都有七八十人脑袋落地,其中有坏人,也有好人,也有对革命无动于衷的人。
国王的专制统治的确是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人的专政,他们对民主是如此热爱,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觉得必须斩草除根。法国变成了屠宰场,人人都在疑心他人,人人自危。上一次国民大会的几位与会者知道下一个上断头台的就是他们了,完全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终于转而反对罗伯斯庇尔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将之前大部分与他共事的人斩首了,这位“唯一的真正的纯正的民主党人”试图自杀,却没有得逞。子弹只是击碎了他的下巴,人们匆忙包扎了他的伤口,拖着他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根据革命的奇特历法,那就是第二年热月的9号),恐怖统治走到了尽头,整个巴黎欢欣起舞。
但法国还处在危难当中,在革命的敌人被彻底清除出法国领土之前,政府权力有必要留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河、意大利、比利时和埃及浴血奋战,击败了大革命的所有敌人,与此同时,督政府的5位督政官上任,统治了法国4年的时间。后来权力落到了一位出色的将军手中,这位将军的名字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在1799年成为了法国的“第一执政”。之后15年的时间里,古老的欧洲大陆成为了数个政治试验的实验室,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