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他准备将金陵的五万人裁去一半,只留下二万五千人。这二万五千人计划分作两部分使用:一部分驻守金陵、芜湖、金柱关等要隘,另一部分“作为游击之师”使用。而曾国藩所留下的一半军力则是湘军的精锐所在。
曾国藩采取的第二个举动,就是曾国荃被“有病”,请求“开缺”回籍调养身体。这是一个既堂而皇之,又狠抽了朝廷一个响亮耳光的举动,一下子把朝廷“卸磨杀驴”的歹毒亮相给了世人。
那么曾国荃真的有病需要回籍调养吗?
要说病,曾国荃还真有,只不过是绝对没有到“开缺”回籍调养的程度而已。所以说“开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曾国荃的病主要是肝不好。
曾国荃的肝病,究其原因是因为经年征战劳苦,加之久围金陵而不下心血久亏、抑郁所致。曾国藩说,这种病不是单纯靠药物就能治好的,而应该靠养,“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勿怒,乃可渐渐减轻。”力劝曾国荃“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然而,曾国荃天生就是个犟种急脾气,任凭曾国藩怎么劝,仍然“忧灼殊甚,肝疾颇深”,让曾国藩百般惦念。曾国藩心里清楚,如果能马上打下金陵,那么曾国荃的病就会“不医而痊愈”。而曾国藩欲调李鸿章前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曾国荃的关心。但到了清同治三年的五月份,曾国荃的肝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专程探望曾国荃病情的曾纪泽禀告曾国藩说,叔叔的病“亦愈矣”,“尽可放心”。打下金陵城后,虽然曾国荃又染上了湿毒,但“精神甚好”,特别是连日大摆宴筵,“无一人独坐之位,无一刻清净之时”,但曾国荃皆“应酬周到,不以为苦”,始终“精力沛然”。所以,曾国荃绝对没有养病之说,更没有“开缺”回籍的必要。
然而曾国荃好像退意已定。据称原因有二:一是嫌朝廷的封赠太小、太寡,二是因为朝廷的猜忌惹恼而致。总之,曾国荃就是不想再干下去了。
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上奏中,则把曾国荃的病说得很严重,说曾国荃打下金陵城后便“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忡”[73],而后果是“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74],所以曾国荃本人想回家调理,让曾国藩来料理金陵的善后。同治帝的回复很简单,说曾国荃要养病就在江宁养就行了,不用回家,好似看穿了曾氏兄弟的鬼把戏。
见皇上没有批准,曾氏兄弟又矫情一把。由曾国藩继续代弟弟上奏请辞道:“惟一月以来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缘怔忡忡旧患,起于心血先亏,而成于忧劳过甚。从前数月一发,尚可支持;近则一月数发,日增狼狈。每至举发之时,粥饭不能下咽,彻夜不能成眠。始觉气如奔豚,上冲胸襟,渐至心神摇动,头晕目眩,平地有颠仆之虞。医者云:症由内伤,必须静养数月,医药方能见功。国荃自揣年力壮盛,及早医治得法,尚可复元。若此勉力支撑,精神不能周到,措置必至乖方。”[75]所以,“思维再四,惟有吁请天恩,赏准开缺回籍调理,冀得早就痊愈”[76]。
这一次,同治帝痛痛快快地就批准了,还赏了六两人参。
裁撤了军队,曾国荃又开了缺,这回应该能消除朝廷上上下下的胡言乱语了吧?
曾国藩打心眼里希望能够如此。
注释:
[1] 《曾国荃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巳刻之谕澄侯。
[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之《克复安庆省城片》。
[3][4]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5]《曾国荃全集?年谱》。
[6] 《曾国荃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之谕沅甫。
[7][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之《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
[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之《克复安庆省城片》。
[11][12]《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之谕沅弟。
[13][17][18][19][2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事务折》。
[14][15][1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之谕沅弟。
[2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之《汇报军情请调多隆阿军会皖折》。
[2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六日之谕沅弟。
[24] 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25][26] 清同治三年三月正月初九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27][28][29][3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之《江西厘金疲乏情形折》。
[31][3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之谕沅弟。
[33] 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三日,曾国荃致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