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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上身家性命（第2页）

吴文镕同意曾国藩的意见，但湖北巡抚崇纶却大唱反调。他以“闭城株守”为由，参了吴文镕一本。吴文镕无奈，只好亲自出马，督战黄州。临行前，吴文镕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遗书。吴文镕在遗书中说，我的意见是坚守，等你东下，这是正路。现在为人所逼，只能以死报国，没有别的指望了。你所操练的水、陆各军，一定要等到稍有把握的时候才可以出而应战。你现在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东下。东南的大局，现在就靠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在你之后恐怕再没有继任者了。

读到吴文镕的遗书，曾国藩辛酸不已，对座师的安危更是“深忧之”，希望吴文镕设想的“以死报国”的那一幕悲剧不要发生。

咸丰帝因曾国藩按兵不动而大发雷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任凭咸丰帝大发虎狼之威，曾国藩牢记吴文镕的话，没有把握决不出兵。他一面上奏咸丰帝说明缘由，一面加紧练兵，准备出征。

一般的湖南人没有见过水师，也不知道水师是干什么的，所以应募的人很少。没有办法，曾国藩只好招募那些不怕风浪的船户水手，然而船户水手毕竟有限，所需的人数迟迟凑不齐，真真是急死了曾国藩。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先是在太平军重兵围困之下，吴文镕不幸战死黄州，以身殉国。再有庐州失陷，悍将江忠源遇难。连失座师、好友，令曾国藩痛彻心扉，“心逾迫矣”。

是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上谕，仍然是催促曾国藩出兵安徽。军情似火，咸丰帝也来不及考虑曾国藩的实际情况，只是一个劲儿地下旨催逼发兵。

曾国藩尽管头冒烟火上房，仍然是干着急使不上劲，迟迟发不出兵来。原来，水师的筹办又陷入了窘境。

第一是保障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是筹办水师耗费巨大，不是几个小钱就能办妥的事儿。尽管曾国藩想方设法地筹措，但总是难以为继。另一个是吃饭问题。无论是筹办水勇还是陆勇，无论是训练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米、油、柴，而连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用曾国藩的话说：“自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徙一空；千里萧条，百货俱无可买。”情急之下，曾国藩只好动“漕米”的脑筋，弥补不足。

第二是炮船建造颇为不顺。一方面是因为工匠数量比较少，技术也不是很熟练，对造船的进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造的船吨位太小，不够规模，既压不住风浪，更经不起大炮的震动。曾国藩找来一名有造船经验的守备，依据广东的拖罟、快蟹样式进行仿造。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每艘船的中心位置必须要能装载千余斤的大炮，船的两侧应该装载数百斤的大炮。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像战船的样子。

第三是时间问题。造船是一个很费时日的工程。比如说，“上油未干，如水既虞其重涩；捻灰未固，放炮又患其酥松”。按照技术要求，一艘船从建造到下水，必须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改造旧船虽然比较节省时间，但因为有二三百艘之多，数量比较大，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负责仿造拖罟船只的武昌、衡州等地的进展很不平衡。由于“匠少技拙”，衡州甚至没有开工。从广东找来的工匠也迟迟到不了岗，严重影响了整个造船的进度。

第四是装备不到位。虽然现在手里有四百五十尊大炮，但主要都调往湖北和作为城防使用了，剩下装备战船的已寥寥无几。此外，还有募勇、管理等问题。总之，依眼下的情况，断不能发兵，如果就这样盲目参战，其结果无非就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曾国藩在奏折上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不能说他是抗旨不遵，故意拖延。然而咸丰帝不买账，尽管曾国藩有充足的不能发兵的理由，所谈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咸丰帝还是很恼怒，认为曾国藩太固执己见，而且进展太慢。

是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所需的战船总算建造完毕了，即共建成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拖罟一艘。改造炮船数十艘，还雇用了一百多艘民船，用来装载辎重。招募水勇的工作也完成了，共招募了十个营，共计五千余人。其中，湘潭水勇四个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水勇六个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

是月二十八日，水师自衡州起锚，与陆军会师于湘潭。与此同时，共计五千余人的陆军也调配完毕，其首领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吉琦、扬名声、曾国葆。曾国藩命令褚汝航为水路各营总头领，塔齐布为陆军先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曾国藩的水陆大军已颇具规模，共有官员、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配有大炮五百尊，军械数千件，子药二十余万斤。其他煤、油、盐应有尽有。可谓战将如云，军卒如潮，旌旗漫卷，军容甚盛。

在筹建水师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事必躬亲，不分巨细，累得够呛。“每事必躬自考察，材木之坚脆，纵广之榘度，帆樯楼橹之位，火器之用，营阵之式，下至米盐细事，皆经于目而成于心”[13]。

曾国藩豪情勃发，亲自作了一篇《讨粤匪檄文》，“布告远近”，传檄天下，为自己师出有名大造舆论。

曾国藩在檄文中列举了洪秀全、杨秀清种种大逆不道的恶行后，信誓旦旦地道：“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敛此凶逆！”[14]

曾国藩即将踏上征程。他上奏咸丰帝表白道：“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15]

斗大的“曾”字帅旗迎风飘扬。曾国藩伫立船头，沐浴着猎猎江风，胸中鼓胀着一股英雄气。然而，在曾国藩平静的背后也深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虽然檄文发了，“水陆兼进”的架势也摆开了，那么真正与太平军交上手其结果会如何？就凭着刚刚创办的这支队伍，能否达到咸丰帝所希望的“速殄贼氛”的目的？创办水师这个宝究竟押得对不对？

曾国藩一遍又一遍地自问，因为他的心里实在是没有多少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