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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他的军用背包中掏出一份已经捏得有些皱巴巴的表格，表格上印刷着这样的字样“领取抚恤金申请表”，里面列着必须向有关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文件的清单。阿尔贝的目光停在了由爱德华本人用红笔画了线的材料名称上：伤病或残疾证明原件—最初的战地医院或诊所收治病人的登记表—复员遣返档案卡片—最初的军队医院住院登记表……

这真是令人震惊。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从来就没有一名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士兵在113高地战役中受伤后被登记收治。人们应该会找到一个叫爱德华·佩里顾的，从战场上撤离下来后就因伤重不治身亡，然后，一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伤员被转院到了巴黎。但是，只要做一个哪怕最简单的行政调查，就将证实这个故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个住院的伤兵爱德华·佩里顾，跟这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战士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后者在两天之后就转了院，转到了位于特鲁代纳大道上的罗林医院。但他恐怕根本无法提供要求提供的材料。

爱德华早就改换了身份，他将什么都无法证明，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假如调查进行得更细致，查到了登记簿，查到了偷换的手段、作假的篡改，那么，最终的结局就将是坐牢，而不是抚恤金了。

战争铸造了阿尔贝那不幸的灵魂，但是这一次，沮丧至极的他感觉自己的境遇就是一种不公正。甚至还更糟，就是一种彻底的弃绝。我都作了什么孽啊？他心里说，惊慌失措。自停战以来一直在他心中微微作沸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的脑袋往隔墙上使劲撞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那幅画有马脑袋的画框震落下来，玻璃从正中间碎裂开来，阿尔贝一屁股瘫坐到地上，连续两个星期中，他的脑门上一直鼓凸着一个肿块。

爱德华的眼眶依然还是湿的。然而，当着阿尔贝的面，真不该哭得太多，因为这段时间里，阿尔贝的个人境遇就已经很容易引他落泪了……爱德华很理解他，他只是把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给予安慰。他实在感到抱歉。

很快，他们就寻找到一处够两个人住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一个偏执狂，一个残疾人。阿尔贝对日常生活的开支省了又省，只求能细水长流。报纸上继续大肆宣传，说是，德国人将会彻底赔偿他们在战争中损坏的一切，就是说，差不多半个国家。等待期间，物价一个劲地不停上涨，复员费却始终还没有发下来，抚恤金也不见踪影，交通状态一片混乱，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毫无保障。因此，黑市贸易大行其道，很多人靠投机倒把活着，他们削尖脑袋拉关系钻营，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熟人再去认识其他人，彼此交换着各种信息渠道和联系方式，正是这样，阿尔贝来到了佩尔斯死胡同9号，找到了一栋已经住有三个房客的市民阶层的房子。在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房，曾经用来做货栈，现在楼下堆放了一些杂物，楼上还没有人住。房子看起来不太牢固，但面积很大，带有一个烧煤的炉子，由于屋顶不太高，炉子一烧，整个屋里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底下就有自来水，很方便，两扇窗户很宽大，一个屏风上描绘有牧羊女、羊群、纺羊毛杆的图景，中间有些破裂，已经用粗线缝补过。

阿尔贝和爱德华用一辆手推车拉着行李杂物，自己搬的家，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那是九月初。

他们的新房东叫贝尔蒙太太，她于1916年死了丈夫，一年后又死了兄弟。她还很年轻，兴许还很漂亮，但多灾多难的不幸生活让人实在有些看不出她的魅力所在。她跟她女儿露易丝生活在一起，她表示，“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带着孩子，住在死胡同的这个大房子里，总是让她有些担忧，万一出了什么事，现有的那三个房客肯定是指望不上的，毕竟，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她靠着收房租，另外，还东一家西一家地干些打扫清洁的杂活，过着清贫的日子。剩余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瞧着丈夫以往堆放在院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眼下，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生出了红锈。阿尔贝俯身靠到窗户前来时，每每总能看到她。

她的女儿露易丝是个十分机灵的小姑娘。十一岁了，长了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满脸的雀斑，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了。她的言行举止令人惊讶不已。有时候十分活泼，就如岩石上的潺潺流水，有时候却又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座雕像。她很少说话，阿尔贝几乎不怎么听到过她的嗓音，连三次都没有，她也永远都不微笑。尽管如此，她长得真的很可爱，假如她继续照这个样子长下去，她就将引来麻烦的打架斗殴了。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过，她到底是如何征服了爱德华的。通常情况下，爱德华不想见到任何人，但是这个小姑娘，什么都阻止不了她。从搬过来的最初几天起，她就留在了那里，在楼梯脚下，在那里东张西望。孩子们总是很好奇的，尤其是小姑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她母亲一定告诉了她有新的房客搬来住了。

“看来，没什么好看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房间，这是照顾他的那位战友对我说的。”

这番话语的劝说作用适得其反，很显然，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刺激一个十一岁小姑娘的好奇心了。不过，她将会厌倦的……阿尔贝心里这样想道。但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因此，当他看到她来到了楼梯的最上头，坐在了房门边的一个台阶上，当他看到她静静地等在那里，只要房门打开了一点点，就趁机赶紧朝里头瞥去一眼，他就把那道门开得很大很大。结果，小姑娘就倚坐在门槛上，嘴巴半开着，形成一个漂亮的很圆很圆的“O”形，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我们必须说，爱德华的脸的确非常可怖，那个巨大的窟窿，那一排上牙看起来似乎比实际上要大上一倍，这一切跟人们已知的关于人脸的一切全都毫不相像，阿尔贝也曾对他不兜圈子地直说过：“我的老兄，你当真让人感到害怕，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一个如此的脑袋，至少，你也能赢得别人的关注了。”他说这个，本意是为促使对方下决心去做移植手术，“我不信”。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贝就指了指房门，只见那个小姑娘一看到他的脸，就惊惶地从门边溜走。爱德华根本就不知畏惧，只是堵上一个鼻孔而通过另一个鼻孔重新吸上一大口烟，然后让烟从同一个鼻孔中吐出来，因为，他无法从喉咙中吐气。“爱德华，”阿尔贝说道，“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说实在的，这真的让我好害怕，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向你发誓，不信，你就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会看到的。”阿尔贝是到了六月中旬才接他战友过来住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像是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始终缺钱，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这些困难反而让两个人更亲近了，简直就是一种焊接的效果，牢不可分。对他朋友的悲剧，阿尔贝是极其敏感的，他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天派他来，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拯救爱德华，那么……而爱德华，也感觉到了，阿尔贝是如何一个人挑起了两个人生活的重担，因而也竭力想减轻他的负担，于是，他也开始动手做起家务来，我向你保证，他们这日子，过得真像是一对夫妻。

从他们家门口逃走之后没几天，小姑娘露易丝又露面了。阿尔贝心想，那一定是爱德华的样子在她心中激起了好奇。她在他们那个大房间的门口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她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走向了爱德华，向他的脸伸出了手指头。爱德华跪了下来—的确，阿尔贝后来也看到过他这样的滑稽景象—他任由小姑娘用手指头在他那个巨大深洞的边缘来回游动。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全神贯注，人们简直会说她是在做一个作业，就仿佛，她是在用一支铅笔，在法国地图上细心地勾勒着一个轮廓，用来记熟它的形状。

正是在这一时候，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她一放学回来，就会上楼来爱德华的家。她为他东一处西一处地收集来最近的旧报纸，前两天的，或者上个星期的。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内容，读报，剪文章。阿尔贝曾经瞥过一眼他保留剪报的那个文件夹，里头都是关于战争死难者、纪念活动、失踪者名单等内容，相当悲伤的东西。爱德华不读巴黎的报纸，只读外省的。露易丝总是能为他找来不少，也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办法。每天，或者几乎每天，爱德华都能得到一大摞过期的《西部闪光报》[12]《鲁昂报》或者《东部共和报》。她就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她的作业，与此同时，他就在一旁，一边吸他的下士牌纸烟，一边从报纸上剪下他需要的文章。露易丝的母亲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时分，阿尔贝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他胸前背后披戴着三明治广告牌（广告的一面是品客药丸：一点点时间足以大大地改变一切；另一面是朱韦尼尔的女子紧身胸衣：全法两百家店铺任你选!），溜溜地走了一个下午：整整一条巴黎林荫大道，从巴士底广场，到共和国广场。回家后，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长沙发上，那是他几个星期之前才得来的，当时，他是用一个早先在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的手推车把它运来的，那家伙用他仅剩的一条胳膊—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手段—使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才拉动这一重负。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很特别的夜蓝色面罩，它从鼻子底下开始，覆盖了脸的整个下部，一直到下巴，就像是一把大胡子，一个希腊悲剧演员的那种大胡子。那是一种深深的但又闪亮的蓝色，上面点缀有金色的细小斑点，仿佛是在烘干之前撒上了一些闪亮片。

阿尔贝表现出了惊讶。爱德华伸手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像是在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这很有些怪异的意味。自从他们互相认识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爱德华做出了一种真正具有人情味的表达。实际上，人们也不能说出相反意思的话，这确实很漂亮。

这时候，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记颇有些沉闷的小小声响，于是就转过头去，但他只来得及看见露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就没有了踪影。他还是没能听见她的笑声。

那些面具留了下来，如同露易丝。

几天之后，爱德华戴上了一个全白的面具，上面画着一张充满了笑容的大嘴。而且，那上面，他的眼睛也是笑眯眯的，闪烁着光亮，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某一个斯佳纳莱尔[13]，或者帕利亚乔[14]。从此，爱德华读完他的报纸后，就会把报纸捣成纸浆，用来制作面具，那颜色白得就如白垩粉，然后，再由露易丝和他涂上颜色，或者加以种种装饰。本来只是一种游戏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种日常消遣活动。露易丝就是一个大巫师，总是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例如彩色玻璃珠花、珍珠、布料、彩色毛毡、鸵鸟羽毛、人造蛇皮。此外，当然还有报纸，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应该是一项真正的大事，而阿尔贝，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爱德华和露易丝的时间就花费在了这上面，制作各种各样的面具。每个面具，爱德华从来不会戴第二次，新的一定会替换掉旧的，而换下来的就挂在房间的墙上，跟它的那些同类待在一起，就像是猎获的战利品，或者是一家易装癖商店里所展现的那些化装用品。

这天，当阿尔贝晚上回来，那个硬纸鞋盒夹在胳膊底下，走到楼梯底下时，时间已经快二十一点了。

尽管马尔蒂诺大夫已经为他那被希腊人扎破的左手做了包扎，伤口依然生出一种钻心的疼，他的心里也是一团乱麻。拼死拼活夺来的这一点货，给了他些许喘息的时间。现在，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紧要、如此迫切，而他，对各种各样的**，却早已是如此敏感、如此漏洞百出……同时，他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足以杀死他的战友二十次，甚至一百次。

他朝前走了三步，掀起了覆盖在一辆早已破烂不堪的三轮车上灰尘蓬蓬的雨布，推开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车斗中的杂物，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珍贵的鞋盒子放了进去。

早在回家路上，他就已开始了一番快速盘算。即便爱德华对吗啡的依赖继续维持在目前这样稍稍偏高的剂量上，他们也依然能享受几乎六个月的安宁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