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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升献祭（第2页）

死亡对多数人而言是终极恐惧，对刘小刚却是从童年起便持续存在的念头，是一种隐秘的期待。父亲的辱骂与母亲的哭泣构成他最早的记忆底色，两者交替出现，没有间歇，像一台设定好时间的机器，每日准时启动运行。

他记不清自己从几岁开始学会在父亲动手前绷紧脊背，也记不清母亲有多少个夜晚在厨房里偷偷擦眼泪，然后红着眼睛出来给他热饭，那些年月里，家里唯一安静的时刻，是父亲喝醉后睡死过去的几个小时。

十四岁那年，颅底室管膜瘤确诊，父亲停止了对他的肢体暴力，并非怜悯，而是忌惮殴打重病儿子可能引发的刑事后果——一个患有颅内占位性病变的未成年人，任何外力击打都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甚至过失致死的诱因。

暴力转移了方向，母亲成为新的承受者，为筹措医疗费用，母亲变卖了自有房产、外婆的住所，以及所有可折算为现金的物件。外婆后来罹患肺癌，在院子里被父亲持续辱骂，气急攻心，当场倒下。刘小刚始终在场，目睹了全过程。

他不明白，为何同龄人可以毫无负担地活着，而自己却被周围所有人定义为灾星，仿佛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偿还的债务。他恨过，也盼过，盼着某一天自己悄无声息地消失，好让母亲和外婆不再因为他而受苦。

母亲确诊乳腺癌后，在临终前告知他身世真相。他无数次幻想自己并非这个家庭的孩子，幻想成真，但生父并非富豪，而是一个已故之人，即便如此，也一定会胜过眼前这个施暴者。

他动身前往明州，见到了比他年长七岁的谭卫民，谭卫民同样寄人篱下，却呈现出与他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乐观、开朗，被谭伟以淳朴而善良的方式照料着，活在阳光之下。那座孤悬海上的岛屿，却让刘小刚第一次感到踏实。他爱上了那片土地，更爱那个由血缘重新缔结的家庭——那才是真正的家人。

此后他一次次往返明州。为避人耳目，谭卫民与谭伟便以贩卖农货、鱼干为名，交替赴天海，谭卫民曾劝他不必来得太勤，刘小刚知道，大哥是在忌惮他那个“爹”。

刘德明退休不足半年便突发脑梗，偏瘫在床，脑梗后遗症患者的脑血管已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病变区域管壁薄脆，任何血压波动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刘小刚开始系统性地压缩他的生存空间——凌晨一时至六时不定时惊醒他，以言语或声响刺激其交感神经兴奋，令收缩压骤升；日间严格控制饮水量，使血液黏稠度持续处于高位，待刘德明饥渴难耐、终于获准饮水时，杯底早已溶入过量降压药，血压在峰值与谷值之间剧烈震荡，脑血管在痉挛与低灌注中反复撕裂。这种不间断的精密操作持续了数月。刘德明最终二次脑梗，梗死面积累及脑干，全身瘫痪，构音功能完全丧失，连一句完整的指控都再无法说出。

他甚至把谭伟和谭卫民接进家里，当着那老头子的面，同他们说话、拥抱。那是他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有前途，有家人，有盼头。可好日子只过了几个月，脑瘤复发的诊断便下来了。

如今终于死了，于他而言，死不是坠落，是松绑，这辈子太累，此刻才算卸下。他看见亲生父亲牵着母亲的手，在很远的地方向他伸着手，三十四年了，他们终于团圆，他忽然想，谭伟伯呢？随即记起——谭伟伯已成神，自然不会再出现。

“回去后准备怎么审谭卫民？”布复虑问。

“无可奉告。”文哲一脸冷漠，“不过会抓紧。下周一开始封闭培训，一个月。”

“你绝对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代表。”布复虑摇头，“什么培训？”

“犯罪心理。”

高铁站台上，一行人送别文哲，许君竹听着他们的对话开口，“我能参加么？”

文哲略显难色，“你？你不是律师么？”

“我特别想知道一些事情和知识，我觉得犯罪有它最初的原因。”许君竹说，“系统了解犯罪的最初动机，我想知道是什么诱发了犯罪，换句话说，是什么在滋生犯罪，触发犯罪。”

“那些课都是老头子骗钱的。”布复虑双手插兜，“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案件，给你一顿讲。”

文哲沉默两秒，“不能保证，但可以帮你争取一下。”

明州市局，谭卫民得知刘小刚死讯后，再没开口说过话，文哲理解这种沉默里裹着什么——难过，绝望，以及某种终于不必再撑的解脱。文哲没有逼供，只是按程序维持看押，星期五，文哲又去了审讯室。

“等你想好了再说，或者不必说，现有证据已经够结案了。”他把培训通知和案件移交单放在桌上，“下周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案子会交给别人。深川旧案正在复审，如果你父亲确系冤枉，赔偿和追责，都会依法走。”

沉默了三天的谭卫民突然开口，“不用了。当年我撒谎了，案发时，我父亲没在我身边。”

刘小刚是在一个下午拿到复发诊断的，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左手搁在膝盖上，无名指和小指微微蜷曲——那是六年前术后留下的肌力减退，MRI报告单上写着：颅底-颈髓交界区占位，较前片新增异常信号影，考虑室管膜瘤复发。

他盯着“复发”两个字看了很久，不需要医生解释，也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他开始计算自己的资产——存款二十七万和刘德明名下那套两居室，两项相加，勉强覆盖二次手术、放化疗及后续康复。但前提是，刘德明肯签字卖房。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不是算不清账，而是算清了另一笔账——他宁愿让肿瘤继续生长，也不愿去求那个人，用他的钱救自己的命。对生的渴望，在那种恶心与羞耻面前，轻得毫无分量。

若不动用刘德明的房产，便只剩下谭伟伯与大哥谭卫民，二人忝列村支部，进项有限，偶携农货鱼干贩售，挣的亦是滴水成冰的辛苦钱。他刘小刚前半辈子是刘德明家的灾星，后半辈子不能再做谭家的无底洞。

谭卫民赶到天海市时，刘小刚已自行归家。他开门迎人，神色轻松得像在说别人的八卦，“复发了，不治了。”

“不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