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愿意娶我吗?”
老太太笑了:“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他当然愿意,我都愿意了,他能不愿意?”
我看向站在门口的赵建国。他低着头,盯着地面,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建国,”我叫他,“你自己说,你愿意娶我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
他抬起头,看看他妈,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说啊!”老太太急了,“你哑巴了?”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小得像蚊子:“我……我妈说……”
“我问你。”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你自己怎么想的?”
他看着我。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惶恐,茫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光。
“你……你很好。”他说。
“然后呢?”
“我……我配不上你。”
老太太腾地站起来:“你说什么胡话!”
他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改口:“妈,人家是大学生,坐办公室的。我……我初中都没毕业,打零工的。人家凭啥嫁给我?”
老太太的脸涨红了:“凭啥?凭我对她妈好!凭我天天给她送菜!凭你半夜背她妈上医院!这还不够?”
“那是两码事。”他说。
我第一次听见他反驳他妈。
老太太愣住了,好像不认识似的看着他。他低着头,又开始抠拉链。一下,两下,三下。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妈开口了:“宋姐,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咱们当父母的,操不完的心。”
老太太没说话,拿起包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瞪了儿子一眼:“还不走?”
赵建国看看她,又看看我,最后跟着走了。
那天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们。
但故事没有结束。
三个月后,我在街上又遇见了赵建国。他骑着电动车,后座绑着几个编织袋,看样子是去送货。看见我,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橘子递给我。
“自己家树上结的。”他说。
我接过来,道了谢。
他点点头,准备走,又停下来:“我妈……不逼我了。”
“什么?”
“我跟她说了,”他低着头,抠着车把上的橡胶套,“我说,人家不愿意,就别勉强了。妈,您再逼我,我就出去打工,不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侧脸,等着他往下说。
“她哭了。”他说,“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说,她不是想逼我,她是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风吹过来,吹动他灰扑扑的夹克下摆。
“我跟她说,妈,我一个人能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那种我看不懂的光,“我说,您不能替我一辈子。有些事,得我自己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橘子往我手里又塞了塞,骑着电动车走了。
后座上的编织袋一晃一晃的,慢慢消失在街角。
后来我听我妈说,赵建国找了个正经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一个月能挣三千多。他妈还是跳广场舞,但不再带着儿子扫街了。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碰见她,她正在挑土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站在土豆摊前,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我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