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她瘦,肩膀窄,但背挺得很直。
“你那个男人,”她忽然说,“是死了还是走了?”
我心里一紧。
“你怎么知道?”
“猜的,”她说,“你一个人住娘家,从不提男人孩子,也不见有人来看你。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我沉默了很久。
“走了,”我说,“十年了。”
“跟人走的?”
“嗯。”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比我强,”她说,“我是被带来的,你是自己留下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吃的饭。她做的面条,搁了点青菜,打了两个鸡蛋。我们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盆吊兰,吃面。
“建国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东西,”她说,“上次带了一件棉袄,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我都放着,没舍得穿。”
“为什么?”
她放下筷子,看着那盆吊兰。
“因为穿了就旧了,”她说,“放着,还是新的。”
我看着那盆吊兰,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
“你恨他吗?”我问,“建国?”
她想了想,摇头。
“不恨。他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当年可能就死了。”
“那那个人呢?”我问,“带你来的那个?”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继续吃面。
“死了,”她说,“早就死了。我埋的那个,就是他。”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
“你……埋的是他?”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水。
“他把我卖了两千块钱,自己拿了钱要走。周家的人不让,说他得把人送到,钱才能拿。他不干,半夜来偷我。周家那个儿子,躺在床上,动不了,喊不出声。他进来,捂我的嘴,拖我走。我挣不开,摸到床边一个东西,就砸下去了。”
她说的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然后呢?”
“然后他死了。我在地上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把他拖到村东头那块空地,挖坑埋了。周家老两口不知道,他们以为他拿了钱走了。建国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还在镇上念书,没回来。”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年,没人找过?”我问。
她摇头:“他是外地人,来这儿就是骗钱的,没人认识他。死了就死了。”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因为你有天会帮我写出来,”她说,“你不是会计吗?你会写字。你把这些事写下来,等我死了,让以后的人知道,周家的春兰,不是生来就这样的。”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
“你自己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