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地。
城东开发区倒是有不少在建项目,可没有一个是他的。我问了门卫,门卫大爷看了他发我的那些照片,摇头说这不是我们这儿的,“你瞅这塔吊,牌子都不对,我们用的是中联的,这是徐工的,不是一家。”
我站在那扇铁门前,烈日晒得头皮发疼,脚下是还没来得及硬化的土路,风一吹灰扑扑的。我掏出手机翻他的朋友圈,三天可见,他设置了三天可见。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又翻了我们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一万三千多条消息,从“你好”到“以后有我在”,翻得我手指发酸。翻到最后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发过一张跟朋友或者家人的合照。他的朋友圈里全是风景、车子的方向盘、办公室的落地窗、健身房的跑步机,没有一张照片里出现第二个人。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为什么?
因为我太高兴了。高兴到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高兴到觉得所有的不合理都能用“他就是这样的人”来解释。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爱拍照,不爱社交,不喜欢热闹,只想跟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多完美的设定,完美到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现在想来,确实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他研究过我。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一个温柔的、体贴的、有经济实力的、不嫌弃我离过婚带过孩子的男人。他知道我害怕什么——再次被抛弃、被欺骗、被当成一个用完就扔的抹布。他甚至知道我渴望什么——被人叫“我的女孩”,被人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被人认认真真地爱一次。
四十岁以后的爱,不是因为你是你,而是因为你手里的那张存折。
不,也许更残忍——是因为你手里的那张存折,好骗。
报警那天,公安局的大厅里挤满了人。我排了四十分钟的队,轮到我时,接警的民警是个年轻小伙子,听我讲完以后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让我把材料留下,“我们会调查的。”
“多久能有结果?”我问。
“不好说,你回去等通知吧。”
等通知。又是等。
我走出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口的灯箱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照得雪亮,我站在那排字底下,翻出手机,最后一次点开了程远洲的微信头像。
灰色。
他换头像了。那个方向盘的照片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纯灰色的图,什么都没有。我点进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只剩一条横线。
他把我的世界删得干干净净,就像他从没来过一样。
可我手机里那一万三千多条聊天记录呢?我枕头底下那条爱马仕丝巾呢?我那张少了四十万的银行卡呢?它们都在,它们像一把把刀,插在我最软的地方,每呼吸一下就疼一次。
林雨薇后来帮我查到,那种骗局叫“杀猪盘”。他们说骗子的套路就像养猪,先给你喂糖,把你喂得又肥又甜,然后一刀下去,干干净净。他们说那些骗子有剧本,有团队,有专门的话术库,你的一切反应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你流的每一滴眼泪都是他们KpI的一部分。
他们说那个男人可能根本不是三十八岁,不是做建材生意的,不是离异,没有女儿在澳洲。他可能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坐在某个东南亚国家的一间小黑屋里,面前摆着七八部手机,每部手机里都有一个像田颖这样的女人。他同时跟七八个人谈恋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复制粘贴的,那个“你累不累”可能同时发给了六个人,每个人收到的表情包都不一样,因为团队里有人专门负责研究每个人的喜好。
下雨了。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风把窗户吹得哐当哐当响,我坐在床上,把那条爱马仕丝巾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对着灯看了很久。橘色的,确实很衬我。他眼光真好。
然后我把它叠好,放进衣柜最深处,塞在一件冬天穿的羽绒服口袋里。
扔不掉。
就像我扔不掉赵志鹏送我的那条银项链一样,扔不掉就是扔不掉,不是因为东西值钱,是因为那些东西上面附着了我的一部分,我把它们扔了,就等于把那一部分的自己也给扔了。
我还剩多少部分可以扔?
第二天上班,公司里有人开始传闲话。这种事瞒不住的,你去银行转了四十万,柜员多看了你两眼,消息就长了翅膀。财务部的刘姐第一个跑来问我,“田颖,听说你被人骗了?网上那种?”
我没说话。
她又问,“多少钱?到底多少钱?”
我看着她,那个“四十万”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吐不出来。不是因为丢人,而是因为说出来以后,这件事就变成真的了。只要我不说,它就还可以是一场梦,一场还没醒过来的噩梦。
可刘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四十万”这三个字最终还是从别人嘴里蹦了出来。很快就传遍了整栋楼,食堂里有人议论,电梯里有人在说,甚至连总部下来检查的领导都听说了,把我叫去办公室谈了一次话,大意是“工作不要受到影响”。
不会的。我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份工资。房贷还要还十八年,四十万存款已经没了,我连生病都不敢,哪还敢让工作受影响?
我照常上班,照常开晨会,照常处理报表,照常加班到七八点。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再跟任何人说笑了。以前中午吃饭我还会跟林雨薇她们聊聊八卦,现在我就一个人端着饭盒坐到角落,吃完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
林雨薇来跟我说话,“田姐,你没事吧?”
没事。
“你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不用。
“那……你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请了年假,要不咱俩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