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罗廖夫同志,”一名穿便衣的男人递给他一张证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德米特里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审讯室。房间没有窗户,墙上挂着列宁的肖像,灯泡发出刺眼的白光。
“你在赫尔辛基,接触了哪些人?”审讯官问。
“文化代表团……芬兰外交部的官员……”
“有没有接受敌对宣传?”
“没有。”
“你行李里那罐酸黄瓜,是怎么回事?”
德米特里沉默。
“你知道私自携带外国食品入境是什么罪名吗?”
“我只是……想尝尝……”
审讯官冷笑:“尝尝?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黄瓜比我们的干净?”
“我……”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社会比我们的优越?”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带回来?”
德米特里无法回答。他感到自己像一只被剥光的动物,暴露在强光下。
最后,他被警告:“你的思想有问题。从今天起,你被调离外交岗位。回家反省。不要乱说话。”
他回到位于彼得格勒区的公寓时,已是深夜。妻子柳芭——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妻子的妹妹——正坐在桌前等他。
“你脸色很差。”她说。
德米特里没有说话。他打开行李箱,取出那罐酸黄瓜,轻轻放在桌上。
柳芭看着那翠绿饱满的黄瓜,突然哭了。
“伊万排了三个小时的队,买到的酸黄瓜,打开后是空的。”她说。
德米特里愣住:“什么?”
“他说,袋子是空的。酸黄瓜消失了。”
德米特里盯着那罐芬兰黄瓜,突然感到一阵荒诞的恐惧。他打开盖子,取出一根,放进嘴里。
清脆,咸香,带着真实的酸味。
他哭了。
“这个世界……坏了。”他喃喃道。
与此同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的中央菜市场,一场新的骚动正在酝酿。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一位退休的铁路工人,正排在一条买香肠的长队里。他手里攥着一张“肉制品优先供应卡”,是儿子在工厂里用两瓶伏特加换来的。
队伍蠕动得极慢。前面的人在争吵,因为有人插队。市场管理员挥舞着皮带,吼叫着“秩序!秩序!”,但没人听他的。
终于轮到尼古拉。
“香肠,一公斤,优先卡。”他说。
售货员——一个满脸油光的胖子——瞥了一眼卡片,不情愿地切下一段香肠,扔在秤上。
“九百五十克。”他说。
“差五十克……”尼古拉说。
胖子冷笑:“你要不要?不要后面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