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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0章 铁塔上的鬼（第2页）

脑电图正常。核磁共振正常。血液指标正常。瞳孔对光反射正常。痛觉反射正常。所有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所有能测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但费奥多尔就是醒不过来。

他睡在床上，眼睛半睁着，偶尔会眨一下。他会吞咽喂进去的流食，会翻身的。甚至有一次，谢尔盖半夜醒来，发现费奥多尔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面朝窗户坐着，姿势端正得像在等待什么。谢尔盖喊了他一声，他慢慢躺了回去，整个过程眼睛都没眨一下。

医生们开始用那个词了。心因性。心因性昏迷，心因性缄默症，心因性一切。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们得说点什么。

谢尔盖的房贷每个月准时从银行卡里扣走。他的工作已经丢了，因为连续请假超过三十天。他开始变卖东西。先是电视机，然后是沙发，然后是费奥多尔的乐高积木。最后他把那架梯子也卖了，因为每次看到它，他就会想起那个栽倒的画面。

他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天花板上那些水渍已经干了，但留下了淡红色的印记，像一幅褪色的抽象画。他看着那些印记，忽然觉得它们不是随机的。他站起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发现那些水渍如果连起来，像一个字母，又像一个符号，又像某种他看不懂的文字。

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个他以为已经删掉了的号码。他父亲，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沃罗诺夫。

谢尔盖有三年没跟父亲说话了。最后一次联系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父亲没有出席葬礼，只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物质不灭，灵魂亦如此”。谢尔盖把明信片撕碎了扔进垃圾桶，然后换了手机号。不是因为他恨父亲，而是因为他怕父亲。那种怕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像你站在一面镜子前，镜子里的人忽然对你眨了眨眼。

“谢尔盖。”父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苍老，但清晰得不像一个六十七岁的人，“我知道费奥多尔的事。”

谢尔盖愣住了。他没有告诉过父亲。他甚至没有把父亲的号码存在新手机里。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父亲说，“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天花板上那些水渍，是什么颜色的？”

谢尔盖握着电话的手在发抖。他看着天花板，说：“淡红色。”

“有甜味吗？”

“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用一种谢尔盖从未听过的语气说了一句话。那种语气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担忧，而是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近乎于期待的兴奋，像一个等了半辈子的猎人终于听到了猎物的脚步声。

“我就知道。小兔崽子，我在这儿呢。”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沃罗诺夫曾经是新罗刹理工学院最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副教授。那是在八十年代，他三十岁不到就发了十几篇论文，教研室主任说他前途无量。然后某一天，他忽然辞职了。没有解释，没有告别，只是走进系主任办公室，把工作证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我要研究点真正的东西”，然后就走了。

真正的东西是什么，谢尔盖的母亲用了十年才弄清楚。她的丈夫把自己关在郊区的一栋木屋里，整日整夜地摆弄一些说不清用途的装置：铜线圈绕成的奇怪形状的笼子，装满水银的玻璃管，用铅皮包裹的、不停发出嗡嗡声的盒子。他声称自己正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鬼魂。

“人死后意识就消失了，不可能有什么鬼魂。”这是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在所有公开场合说过的最接近辩解的话，“但如果所谓的鬼魂根本不是死人的意识，而是活人的呢？如果它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活人呢？”

没有人相信他。他的论文被所有期刊拒稿。他的同事在背后叫他“疯根纳”。他的妻子——谢尔盖的母亲——在费奥多尔出生那年离开了，临走时说了一句“我嫁了一个死人”。谢尔盖那时候才二十六岁，他选择了站在母亲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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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他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听着电话那头父亲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平行世界、灵魂交叉、意识重叠，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拒绝了。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走投无路。费奥多尔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眼睛半睁着，瞳孔像两枚灰色的硬币。他已经这样躺了两个多月。

“我需要你带着费奥多尔来我这里。”根纳季·彼得罗维奇说，“地址我发给你。别带太多东西，你会回来的。”

谢尔盖想说“回到哪里”，但父亲已经挂了电话。

父亲的木屋在新罗刹更远的郊外，靠近一片叫作“黑沼泽”的林地。那个地方在当地人的传说里名声不好，据说从前有猎人在那里失踪，据说沼泽深处有某种东西会学人叫。谢尔盖开车带着费奥多尔走了三个小时，最后一段路连柏油都没有了，车轮在泥泞里打滑，雾气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车灯的光切成无数细碎的粒子。

木屋比谢尔盖想象的要大。从外面看，它像一座用各种风格拼凑起来的怪物：主体是传统的俄式木屋，但侧面伸出了一个玻璃和铝合金搭建的温室般的结构，屋顶上竖着好几根长短不一的金属杆，有的像天线，有的像避雷针，有的完全看不出用途。整座房子被一圈用铜丝编织的网围了起来，铜网已经氧化成了暗绿色，在雾气中隐隐发亮。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他比谢尔盖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白得近乎透明，但腰背挺得笔直，穿着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手里端着一杯茶。他没有拥抱谢尔盖，也没有看费奥多尔，而是直接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把费奥多尔抱了出来，像抱一件易碎品。

“进屋。”他说，“天快黑了，晚上这边的坐标会漂移。”

谢尔盖跟着父亲走进木屋。屋里的景象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客厅——如果那还能叫客厅的话——被改造成了一个控制室。四面的墙上贴满了手绘的图表和坐标纸，纸上的线条密密麻麻，像某种神经系统的结构图。房间正中央摆着一张铁架床，床上放着一个用铝箔和塑料管编织而成的头盔状的东西，头盔上连接着数十根颜色各异的导线，导线汇聚成一根粗电缆，通到墙角一个闪着绿光的仪器上。仪器的外壳上印着“Спектр-3”的字样，旁边用黑色记号笔潦草地写着一行字：“别碰，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把费奥多尔放在铁架床上，动作轻柔得不像一个老人。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开始检查那些导线。谢尔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荒谬。他想说点什么，但舌头像被黏住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头也不抬地说，“你想说我是个疯子。没关系，所有人都这么想。但你现在站在这里，因为你的儿子躺在那里，而你知道他并不是心因性昏迷。你见过那些水渍，你尝过那个味道，你心里清楚那不是水管漏的。”

谢尔盖张了张嘴，终于挤出一句话：“那是什么？”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来看着儿子。他的眼睛是一种很浅的灰色，浅到近乎透明，在某种光线下看起来像没有瞳孔。谢尔盖记得小时候最怕的就是父亲这种眼神，因为它让你觉得自己正在被透视，所有藏起来的东西都无所遁形。

“夺魂。”父亲说，“用你们能听懂的话说，就是灵魂被带走了。但这不是迷信，这是物理学。我们的世界不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在它周围，有无数个平行的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相互围绕、相互渗透，就像两块叠在一起的透明胶片。大部分时候，它们互不干扰，因为频率不同。但当两个世界的频率恰好一致时，它们就会在某个点发生重叠。那个重叠的区域，我叫它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