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驶出白金汉宫侧门时,伦敦的晨雾已经散尽,金色的阳光沿林荫道铺了一地。
瓦列里坐在后座,车窗摇下一条缝,带着泰晤士河水汽的风轻轻灌进来。
从白金汉宫到诺索尔特机场的路,早早地站满了人。
他们不是被组织来的,很多人穿着便装,怀里抱着孩子,手里举着小小的英果旗和红星旗,有人举着“谢谢您,元帅”的纸板,有人拿着昨天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
车队经过时,人群便如被风吹过的麦田一般,一波波地朝他挥手,脱帽,敬礼。
瓦列里把半截身子探向车窗,朝他们招手,又对几个挤在路边的老兵大声说:“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一个没有左臂的老人用另一只手比了个不标准的军礼,眼眶红红的,喊着:“元帅,保重啊!”
瓦列里对他重重点头。
队伍里还有不少孩子,骑在父亲脖子上,把刚摘的雏菊抛向车队。
有朵花正好落在瓦列里摇下的车窗边,他伸手接住,别在大衣扣眼上。
旁边的英果母亲捂着嘴,又笑又哭。街道两旁的店员和工人都跑到门口,酒店的门童把白手套挥得像两只受惊的鸽子。
泰晤士河上,几艘驳船同时拉响汽笛,长而低沉,像这座城在用自己的嗓子给他送行。瓦列里朝河面望了望,对谢尔盖说:“好多人啊。”
谢尔盖点点头:“这里的人是真心舍不得您。”
“以后有机会再来。”
瓦列里说着把脸转向车外,继续朝人群挥手。
机场早已戒备森严,跑道尽头停着那架将载他返程的苏联运输机。
皇家空军的仪仗队在停机坪上列队,军乐团奏起《友谊地久天长》的调子,风吹得乐手们的谱页猎猎作响。
瓦列里下车时,丘吉尔已经等在那里。
他没有穿大衣,只套着那件黑色便装,领口有些乱,显然是一大早从唐宁街直接赶过来的。
两人在飞机前站定,谁都没有先说话。
丘吉尔取下雪茄,忽然把文明杖往地上一顿,伸出手,瓦列里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得很紧。
“温斯顿,我走了,你那瓶拉加维林还欠着我半杯。”
“全伦敦都欠你的,何况半杯酒。”丘吉尔看着他,喉头动了动,像把许多话压了回去,只沙哑道:“瓦列里,你是个可恨的小混蛋。可我今天竟然不想让你走。”
他松开手,上前一步,用力抱住了瓦列里。瓦列里也回抱住他。
两个曾在o洲和y洲地图上明争暗斗的人,此刻在伦敦的风里,像两个终于认了朋友的老人。
“我会在莫斯科等你。”瓦列里笑着。
“好。等我去白厅讲完那些总也讲不完的预算,就去找你。到时候你可得请我喝苏联最好的伏特加。”
丘吉尔拍了拍他的背,放开他,重又叼起雪茄,别过脸去。瓦列里看他一眼,转身朝舷梯走去。走上几步,他又回头,朝丘吉尔和远处的仪仗队、地勤人员,以及隔着铁丝网涌来送行的人群,郑重行了个军礼。
人群中爆发出最后的欢呼,有人用俄语喊“达瓦里希”,有人用英语喊“再回来”。
瓦列里放下手,转身登上舷梯。舱门关上,引擎轰鸣,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昂首,飞入伦敦清晨辽阔的天空。
丘吉尔站在原地,仰头望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