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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总是好的（第2页）

“小熊不是人，”阿什瓦德说，“是一只猴子。”

这下司机可彻底摸不着头脑了。我妈呢，就特别擅长火上浇油，从钱包里拿出那张卡片，递给了司机，笑着说：“我可以免费坐车。”

司机看着卡片，就跟那个警察，还有无数个无辜的人看那张卡片的表情一模一样，比如收银员、游泳教练、卖鞋子的人。我妈完全可以跟比利时作家迪米特里·维尔胡斯特的妈拜把子。在《万物的遗憾》这本书中维尔胡斯特写了一个故事，跟引导小孩正确上厕所的卡片有关：“每一张有可能打折的卡都会出现在电影院或者剧院的售票口，而那张‘尿尿’卡片是我妈的杀手锏，人们之所以给她打折，只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妈也四处掏出卡片。如果没办法免费的话，就要折扣，比如在博物馆、游泳池和商店里。

“这张卡只适用于公共交通。”司机一边说，一边把卡还给了我妈。

这下我妈脑袋里两根没有被包严实的电线碰在了一起，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说：“上面可不是这么写的。”说完便飞快地把卡片塞进了钱包里，又傲慢地说，“在印度有了这张卡，连飞机都可以免费坐。”

司机的态度毫无转变，于是我妈决定改变策略。她把一只脚踩在车里，大声说道：“我可以免费陪同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智障。”平时，我妈绝对不会在阿什瓦德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她脑袋里短路的力量无比强大，她得想办法让自己免费去一趟法国。她知道阿什瓦德听了这话会生气，会暴怒，场面会相当激烈，因为他不喜欢别人把他看作残疾人。不久前，当我妈在一家商店里跟工作人员争取折扣的时候，他还拿起鞋子丢了出去。

阿什瓦德把两根中指都竖了起来，冲着司机嚷嚷道：“同性恋臭婊子!”

臭婊子是我哥最爱用的骂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全家都会变成臭婊子：我爸妈、我二哥、我，还有豚鼠。而“同性恋”这个形容词他还从来没用过，可能是跟邻居家的孩子们学的。我们家住在9号的那个女邻居是个同性恋，这个词的意思对我大哥来说就是一个谜，不过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这个词的使用。

“您要把他独自带走吗？”我妈问司机，这时另一只脚也踏进了车里。

没多久，司机就气呼呼、满嘴怨言地把四个行李箱装进了行李区。表哥也在没有得到任何小费的情况下回家了。没人能跟我妈一决高低。她上辈子应该是个独裁者，历史书里的暴君。而现在她是我妈，在印度出生的妈，也是阿什瓦德的妈。

接下来的旅行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坐在阿什瓦德前面、后面和旁边戴着白帽子的人唱起歌来。阿什瓦德只喜欢538号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我爸车里一直播放着这些歌曲，其他的频道和歌曲都不符合他的心情，而现在他周围的那些人就更叫他闹心了。他们全都唱起了上帝之歌，歌声欢快极了：“你知道你的父亲很了解你吗？你知道你价值连城吗？你知道你是一颗珍珠吗？是上帝手里的一颗珍珠。”

我大哥把耳朵堵了起来，开始唱538电台的流行歌曲：“胖子斯林姆，他妈的在天堂。”对阿什瓦德来说，“胖子斯林姆”是谁，“他妈的”又或是“他妈的在天堂”都是谜团，然而坐在他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正常人看，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正常。他们试图超越我大哥的声音，继续唱道：“拍拍手，上帝很善良。跺跺脚，上帝很善良。”阿什瓦德把耳朵堵得更严实了，在拍手和跺脚声中大声唱起来：“胖子斯林姆，他妈的在天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在天堂。”

这时我那已经打起呼噜来的妈突然醒了过来。我妈有一种天赋，能在车上、船上和飞机上立马睡着。虽然她一直否认，不过她打起呼噜来确实就跟一把锯子似的。我妈被身边的巨响声吓醒了，一头雾水地问：“出什么事了？”阿什瓦德把手指塞进耳朵里，大叫个不停。坐在我妈前面的那个女人转过身，说坐在我妈旁边的那个男孩在唱恶魔之歌。

“阿什瓦德，”我妈说，“快停下，别叫了。”她抓住他颤抖的手，摸着他的额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是我的最爱，我的大儿子，我的骄傲，我非常非常爱你。”等阿什瓦德冷静下来，我妈从钱包里掏出那张看护卡，递给了坐在她前面的那个女人。

“您能帮忙传一下吗？”我妈问。

就这样，看护卡被一只只手接住，从大巴的最前面传到了后面。人们看着卡片正面的文字，看着照片，对我妈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这样看来，看护卡还能制造和平。

车停下来给乘客们上厕所的时候，一个乘客给阿什瓦德戴上了一顶白帽子，帽檐上写着：“上帝是善良的。”“还是免费的。”我妈说，不过这句话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接下去的行程车里安静下来。大伙儿不再唱歌，开始看电影了，车里有两个小电视。跟听歌不同的是，我大哥对电视节目毫不挑剔，什么频道都行。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纪录片、体育节目、电视剧，对我哥来说全都很有意思。好吧，我承认，只要有人在电视里亲起嘴来，比如《海滩救护队》，阿什瓦德就会大声傻笑起来，每次看到女人的胸，就会说：“你好啊!”大巴里的电影不怎么好笑，讲述了耶稣的一生。我妈闭上眼睛，睡着了。每隔几分钟，阿什瓦德就把她推醒，因为我妈的打呼声打扰到他了。

“你打呼噜打得我都看不了电影了。”我哥说。

“才没有呢。”我妈说，而且还越说越气的样子，甚至用印度语骂起人来。和英语不同的是，阿什瓦德很清楚我妈在说什么，这就是母语的力量。

其他的乘客也开始厌烦我妈的呼噜声。当阿什瓦德无数次摇醒我妈，我妈否认她打呼噜的事实后，车里的一个乘客开始帮我哥说话。

“我也听见了。”坐在我妈后面的那个男人说，“您的呼噜声的确很响。”

“才不是呢，”我妈说，“我没有打呼噜。”

“就跟一把锯子似的。”另一个人说。

我妈气呼呼地摇着头，接着就跟开机关枪似的冒出了一大串骂人的话，长度加起来应该有足足五公里远。整辆车的人都回过头来，形成了一片戴着“上帝是善良的”帽子的海洋。

其实我妈也应该有一张卡，上面印着她的名字、生日、照片，还有以下说明：“如果您想幸福地生活下去，就赶紧逃跑吧。”

车子快到卢尔德的时候，车上的一个乘客走向前面，拿着车里的话筒说起话来，让大家保持车里的整洁，把垃圾都丢进垃圾桶里，为司机师傅鼓掌，然后又告诉大家房间的分配情况，还有用餐的时间，最后大伙儿还一起祷告。阿什瓦德问我妈他们是哪一组的，我妈说：“我们俩是一组的。”也就是说他们只预订了车程，到了卢尔德要自己找住的地方。

如果我们全家一起去度假，也总是这么碰运气。到了法国、德国或者卢森堡，几乎都会堵车，可我们从来都不会提前预订旅馆或者公寓。我妈不信任旅行社，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安排。我还记得我们去巴登-巴登度假的时候，头四个晚上是在一辆汽车里过夜的，是一辆红色的拉达2000。我妈觉得所有的住宿都太贵了。

“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爸在看过第一百座房子后，说，“赚的钱都可以把这整座房子买下来了。”

“你赚的还不够买一个狗窝呢。”我妈一边说，一边发动了汽车。我们得立刻离开那里，因为免费的才是好的，价格昂贵的东西全都是恶魔。

“这地方很适合小孩子。”我爸仍然没有放弃，然而我妈很残酷，完全不给我爸任何机会，把房子的价格从德国马克换算成荷兰盾，再把荷兰盾换算成印度卢比，没算上汇率的差价，也没有按比例换算。

最后，我们在一个出租谷仓的老人家那里找到了寄宿的地方，里面好像有股粪便的味道。

到了卢尔德，我妈有三百家旅馆可以选。我不知道我妈跟多少个前台工作人员、旅馆老板和打杂工的小伙子打过交道，给多少人看过那张看护卡。自从我妈知道我在写一本跟我们家有关的书以后，就不再回答我的问题了。对阿什瓦德来说，8和80没什么区别。可是如果你问他要不要再去卢尔德，他会拼命地摇头。

最终我妈选择在玫瑰旅店住下，因为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我妈发现有两块黄色的毛巾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上面印着旅馆的名字，字体非常优雅，毛巾的材质也很厚。在我妈的世界里，旅馆房间的价钱是一个总价，包括了早餐、服务、毛巾、床单，还有一切挂在墙上的东西。我们还曾经从德国的一家旅店里带走了一个鹿角。

晚上，我妈跟阿什瓦德去参加烛光巡游。几千个人手里全都举着蜡烛，有的步行，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躺在病**，在玫瑰圣母圣殿的周围、一座巨大的马利亚圣像的后面形成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队伍。我妈眼里噙着泪水，在整个巡游中都牵着我大哥的手。她手里拿着玫瑰花环，虽说是个印度人，既不认识马利亚，也不认识耶稣。她跟着念叨，就像阿什瓦德跟着电台里的歌曲哼哼一样。那些歌他从来没听过，却很喜欢跟着唱。

到了房间，阿什瓦德爬上床，在小熊旁边躺了下去。我妈帮他盖好被子，唱起曾经给我跟我哥都唱过的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虽然这首歌从来没有出现在538电台里，阿什瓦德还是很喜欢听。我妈一唱就是二十年，这首歌成了一首永恒的摇篮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