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又是叹气,又是吵闹,最终右脚还是消失在了水里。
“很好。”修女说。
阿什瓦德像个牙齿打架的雕塑一样站在水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是在干吗;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充满期望地看着他,为什么那个穿着白袍子的女人在轻声念叨。这一切都让人不解,即使你会看书、写字、算算数、看时钟,也会感到不解。
我妈双手合十,还从来没有跟奇迹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也许她的儿子就要回来了,就跟当初生他的时候希望的一样,是上帝恩赐的一份礼物。
“快躺下来。”修女说。
“我的天哪!”阿什瓦德不情愿地坐了下去,膝盖露出了水面。
“太冷了。”阿什瓦德说,先伸直了左腿,然后又伸直了右脚,接着就完全消失在了水里,从脸到胸,从膝盖到脚趾。
最近的一次奇迹发生在1987年,法国人让-皮埃尔·贝利的多发性硬化症被治愈了。在那之前,十一年前,十二岁的意大利女孩德莉萨·西罗丽从轮椅上站了起来,那把轮椅她这辈子都不再需要了。“信者则灵,”我妈在心里默念,“信者则灵。”
阿什瓦德一下子站了起来,闭着眼睛,手臂和肚子上全是鸡皮疙瘩,水从身上滴下来,大口喘着气。
重生,我妈想,他重生了。
我哥睁开了眼睛,首先看见的是修女约翰娜穿的白袍子。“同性恋臭婊子,”只听我哥大叫起来,“肮脏的同性恋臭婊子!”
修女赶紧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我妈把一块浴巾盖在了他的肩膀上,试图让他冷静下来,然而此刻的阿什瓦德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同性恋臭婊子!”声音在整个沐浴区回**起来,这会儿就连他的耳朵上也起了鸡皮疙瘩。
修女又画了一下十字,我哥骂一次,她就画一次,这辈子她应该还没画过这么多十字吧。
阿什瓦德冷得发抖,想要报仇,用手泼起水来,脚也在水里乱踢,修女的长袍子湿了。
“阿什瓦德!”
我妈使尽全身的力气,叫起了我哥的名字,声音超过了泼水和叫骂声,也超越了气愤和虔诚,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
阿什瓦德用羞耻的目光看着我妈,她的脸都湿了,分不清是泪水还是圣水。
那天下午,大巴要返回乌特勒支。在出发前还有一点购买纪念品、吃冰激凌的时间,然而我妈另有打算。只见玫瑰旅馆的服务生拿着四个行李箱,跟在我妈身后,走向洞穴旁的水龙头。阿什瓦德问:“我们这是要干吗?”
“把水带回家。”我妈说。
阿什瓦德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总算安下心来。而那个服务生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自从家里装了水表,我们的生活就又多了一个限制。水表会计量水的用量,以前我们家每个月缴固定的水费,水随便用;而自从有了水表,用一升就得付一升的钱,也就是说每一滴水都是钱。我妈把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好几个月。要是有人敲门,我们就不许出声,跟站在门口的是德国军人似的。可是,我们最终仍然没逃得掉—水表被安在了总闸上。从此以后我们就一滴水也不许浪费:每周也就只能洗一次澡,而且每次还不能超过一分钟;冲厕所的开关失灵了,上过厕所后要用装着雨水的桶来冲;水龙头下面摆着瓶瓶罐罐,用来接滴下来的水,接到的水会被用来泡茶或者洗碗;所有的植物都被摆到了街上。我们从外面带水回家,比如说学校、单位里,还有田径俱乐部,但凡有可能的地方都不会放过。
服务生把四个箱子并排摆在地上,我妈一一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了六个蓝色的大水罐,就跟变魔术似的。没准到了下一个城市,会从箱子里变出一群绵羊来。
其他的朝圣者都是买装在圣母马利亚形状的瓶子里的卢尔德的圣水,当作纪念品带回家,而我妈把六个大水罐全都装满了,总共一百八十升,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水表估计是不会再转了。
有几个朝圣者又摇起头来,对我妈的行为品头论足。在我妈的耳朵里,那些声音跟昆虫的叫声根本没什么区别。
第二个水罐放在水龙头下面,已经装满了。服务生咬紧牙关搬水桶的时候,我妈正在给阿什瓦德理头发。刚刚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阿什瓦德的头发给弄乱了。我妈够不着他的头发,因为阿什瓦德将近两米高,我妈要比他矮30多厘米。她左手拿着梳子,右手拿着水,爬到了一个行李箱上,就这样在阿什瓦德的头上梳出一个中分来。那道中分梳得很直,就跟电影明星和那个深藏在我妈心底的船长的中分一样。
我承认,想到这些,有时候泪水会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等六个水罐全都装满了,我妈叫服务生把它们全都搬到大巴那里去。
“那不可能。”服务生说。
在我妈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服务生把行李箱放在了轮椅上,轮椅还是从早上的那个印度男人那里借来的。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七趟,大巴也因此延误了半个小时。看来这个服务生也无法胜任在孟买火车站挑行李的重担。
大巴司机站在车前,拿着乘客名单。这回换了一个司机,在阿什瓦德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钩,名单上仍然没有我妈的名字。
“没错。”我妈一边说,一边让我大哥先上车。
“您呢?”司机问。
我妈回过头,看着卢尔德,看着那个发生过无数奇迹的地方。可是奇迹并没有在她身上显灵,对阿什瓦德来说也一样。
不过还是有一点安慰的,那就是那张看护卡。我妈拿出卡片,微笑地看着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