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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再掀波澜 中美科学家大论战（第4页）

答：我们认为，战犯张廷孟是因为美帝悬赏一千美元的引诱而发表了他的谈话。我们知道郑洞国确曾于日本投降后，在长春从日本人手中得到过人头骨的化石，但是郑得到的是札赉诺尔发现的化石，郑于1946年已交出，现在完好地保存在北京新生代及脊椎古生物研究室中。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所以张廷孟“影射”一番，影射到郑洞国身上，好虚伪地证明“北京人”仍在“东方”。张廷孟还说，郑洞国由长春逃走时，曾由长春携出了大小木箱，内有“北京人”的标本。郑洞国在飞机上携带大小木箱是可能的，但里边装着何物，张廷孟不可能知道的。且按张廷孟的说法，“北京人”的标本“是由秦皇岛经义县转通辽”，然后在长春从“民间”转到郑的手中。我们知道“北京人”的标本虽可能在秦皇岛的仓库中，但仓库经日寇多年占领和使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发现后，日本人不送到东京去而转送到长春去，是没有道理的事；更不可能隐匿在民间（无论中国人或日本人），因为盛“北京人”的木箱很大，不可能被人由日军看管的仓库偷盗出来。总之，我们认为：张廷孟在说鬼话，梦想得到美帝的赏金。

问：你们对此事有何感想？

答：我们的感想有两点：

第一，我们觉得最可惋惜的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学者”们，都丧心病狂地与帝国主义分子同谋，共同盗窃中国科学上的珍贵物品，他们完全失掉了做“科学家”的最起码的态度。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完全看出在帝国主义的国度里，所谓“科学家”是如何堕落到下流无耻的境地了！

第二，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既可派出马奇做虚伪的宣传，当然他还可以为掩护他们无法辩论的罪恶，而示意英国帝国主义，使英帝压迫华特生，迫使华特生出来否认他亲眼看见“北京人”在纽约的事实。我们发表这篇谈话之后，感到仍然在帝国主义统治范围内居住的、不昧良心而能说真话的华特生将要面临着很困难的境遇，我们对这位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表示无限的同情！

1954年，英国人路思·摩尔撰写的《人、时间和化石》一书出版。该书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又有新的透露：

胡顿博士带着点不愿意的神情去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休尔斯特上校，让他把“北京人”的标本随着在几天内即将离开的海军陆战队运往美国的安全地方。

胡顿博士亲自把骨骼——仅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中——交给了艾休尔斯特上校。胡顿并且告诉他要像“秘密”材料一样处理它们。离开时候虽很匆忙，艾休尔斯特上校还是亲自把它们装在他的一只手提箱中，与公使馆一些最有价值的文件放在一起。以后发生的事情便被谣言所笼罩、战争所混乱了。只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就是从那时候起，“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了。不管三国政府如何努力地寻找，但是它们从世界上消失了，完全像当日被埋在龙骨山的土中时一样。根据一个解释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载在轮船上，预备把它们带到正要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据说，轮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被冲走或沉到海底去了。

从种种情况中，艾休尔斯特上校知道日本人把车上几百万发的弹药都抢走了，一定也抢走了车上所有的东西。“或者它们发现了化石，把它们扔掉了，”上校说，“不像罐头食品一样。日本人掠夺了我们的食物。他们对之并不感兴趣，因此，他们把它们从车上扔出去。‘北京人’遗骸看起来并不太多。我简直很难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

一个被拘留在天津附近集中营中的海军军士说，后来他看见毯子和其他海军军需品在同一车上。这就说明了行李也是被日本人掳掠去了……

摩尔在该书的序言中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的秘书皮尔斯先生曾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材料。于是我们由此推断，摩尔书中的这段内容很可能就代表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立场。但问题是，把“北京人”说成是“仅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中”，显然与中国装箱人胡承志的说法相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和前面的美国记者普鲁勃均谈到“北京人”是由胡顿院长亲自交到了美军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手上，这与以往“北京人”是由博文交给了美国公使馆的说法不相吻合。

事情到了1954年12月12日，英国《古物》杂志一个叫克若福德的编辑，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以《中国猿人头骨的命运》为题的文章，又否认了英国古生物学家华特生博士见到过“北京人”的说法，再次替美国辩解：

中国的记者们近来用这一个“遗失”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控诉美国人偷了这些东西。这是因为伦敦大学的华特生教授不幸的错误而引起的……德国的柯耐博士给中国科学院的杨钟健博士写信，没有任何证据地说“这个头骨是一个美国兵从日本皇家收藏中掠夺的”，并推测说美国兵的掠夺行为是在美国占领军的命令之下执行的。这种毫无根据的造谣以后又被加以粉饰而传播。而事实的真相是因为犯了一个忠实的错误而造成的，这一点华特生教授已经承认了，他在1954年8月30日从伦敦大学动物系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允许我发表。他在信中说：“我曾经在1945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件‘北京人’的说法是一个错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从爪哇找到的头骨，是梭罗人中的一个，那是在战火中的日本找到的。好像是日本占领爪哇的时期，他们把这个头骨当作寿礼送给了日本天皇。它在以后被发现了，结果美国人把它送给了它们正当的保管人荷兰人。这些事实的一部分孔尼华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

我编写的这个说明，是经过华特生教授和英国的奥克莱博士看过校稿并同意下发表的。

该文在世界上又掀起了一阵波澜。由于华特生公开否认了自己曾经看到过“北京人”的说法，为美国方面提供了“北京人”不在美国的有利证据，这让美国人着实宽慰了好一阵子。

但1959年11月15日，民主德国的柯耐博士再次给中国的杨钟健博士来信，声称他以前所谈的关于华特生在美国看到了“北京人”的事，是真实的。由此一来，中美双方再度陷入了更为复杂的争辩之中。

此间，曾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而专程到日本去寻找“北京人”的美国地质学家怀特莫尔，一直遭到种种责怪，其原因恐怕在于他说出来的“北京人”的下落情况总是少于他知道的“北京人”的秘密，故多年来很少发言表态。可近来他又以一个科学家的人格，否认他有任何隐秘。在一篇有关“北京人”的材料报告书中，他这样声明道：

去日本拿到的大多数材料来自比发现中国猿人地层新得多的山顶洞。有些从第15地点发现而性质上有问题的石器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然而比山顶洞材料较晚。从发现中国猿人的第1地点中，仅有两块可疑的石器，而无骨骸。这批材料早于1946年已归还北平新生代研究室。至于“北京人”的去向则渺无所闻。并且，他同其他一些人一样，相信“北京人”早已沉没扬子江底。

1959年8月21日，一个叫毕曼的原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又在美国《科学》杂志第416页上发表文章，不同意“北京人”已经沉没江底的说法，并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说：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北平美国公使馆的一个卫兵，我不同意关于“北京人”也许已经沉没长江底的说法。

当时“哈立逊总统号”邮船正好在载运第四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至菲律宾群岛之后，为了载运仍留在华北的士兵，返航中国。当战争蔓延到这条船的时候，在中国海岸离上海不远的地方，船长把它搁浅了。而这地方距离秦皇岛还有数百英里，因此“北京人”的材料没有被送到“哈立逊总统号”邮船上。我回想到在北平曾看见有几个箱子，上面标明寄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我相信这几个箱子中有“北京人”材料。假如是这样，我完全肯定这些材料已安全到达秦皇岛。

也许在抢运我们的供应物资时，“北京人”材料被当作不重要的东西而丢弃，它是与一般的废物一起被丢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些材料仍然在秦皇岛兵营的附近或者已经落在中国人手中，并且像平常一样被当作药品用了。不过，这些包裹的性质，会使抢运者知道，这些物品是具有一些价值的，因此我很怀疑这些材料已被丢弃了。

这时日军需要大量军用物资，而我们这些物资都已包装就绪，马上可以运走，因此也许“北京人”材料与我们的物资一起被运到了日军战地的某一个地方。如果是这样，这些材料可能在阿留申至婆罗洲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也许查看驻扎在秦皇岛的日军的军事记录，找到那时在秦皇岛的士兵，这将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去试图发现这些材料的步骤。或者当时在那里的人们能够说出这件事的真相。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北京人”材料没有在“哈立逊总统号”邮船上。

毕曼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从1949年开始，围绕“北京人”的行踪又争论、探索了十年，尽管探索的理性远少于论争和口诛笔伐的热情，但“北京人”的珍贵价值和它的过去与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人们为这一人类财富的丢失抱以惋惜和真挚的同情。那么，这以中美为主体，涉及世界范围的科学人士十年的争吵与叫骂，回忆、探寻与猜测，对“北京人”的寻找到底产生了哪些有益的线索，这些线索的真伪又将如何辨别？这一点，只要静下心抛弃喧嚣与带有偏见的意气，就不难从势如乱麻的回忆与猜测甚至号称亲眼所见的事实中，理出一个明晰的线头，从而让十年的纷纷攘攘有个理性的终结。

关于“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的焦点无非有四：

一、战后，在日本到底有没有发现“北京人”？若是发现了，为什么先行做了报道，后来又加以否认？若是没有发现，为什么先前的报纸又做了“发现”的报道，后来又没有站出来对事实加以更正？

二、英国的华特生教授当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魏敦瑞手上看到的，到底是“北京人”还是梭罗人？是“北京人”的真品还是“北京人”的模型？因为当年胡承志给魏敦瑞寄去的“北京人”的石膏模型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三、华特生到底是自己认为看见了“北京人”，还是魏敦瑞告诉他是“北京人”？如果是他自作聪明，认为魏氏手里拿的就是闻名世界的“北京人”真品，那么作为英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怎么会如此不知轻重呢？若是魏敦瑞亲口对他所说，如果对方不是开玩笑，故意逗华特生玩，那应该相信这一事实。

那么，这四个焦点便延伸出四种可能：

一、华特生看到的是“北京人”模型而不是“北京人”真品；

二、华特生自己认为看到的是“北京人”，而不是魏敦瑞告诉他的是“北京人”；

三、华特生确实看到的是梭罗人而不是“北京人”；

四、华特生真的看到了“北京人”真品，而后来在所谓“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或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将吐出来的又吞回去，昧着良心做了否认。

无论如何，中美双方从1950年到1959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这场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对探寻“北京人”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世界古人类学的研究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同时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次伤害，道德正义、文化良知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沦落为政治的祭品。而争到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历史的进程走到此处，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怪圈，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就必须摆脱旧有思维的桎梏，另辟蹊径，在新的天地里搜寻。于是，这便有了夏皮罗破釜沉舟，决意前往中国搜寻“北京人”的玄妙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