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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烽火（第2页）

"从今日起——太平天国万岁！天父皇上帝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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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散去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跪在县衙门口没有动。

他叫李大柱，桂平县大宣乡人，种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

他种的是阿丘家的佃田。阿丘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姓，方圆三十里的田都是他家的。李大柱的祖父欠了阿丘家三石稻谷，还不上，押了一亩地，从此再也没有赎回来。

到李大柱这一代，租是六成——打一百斤稻谷，阿丘家拿六十斤，李大柱拿四十斤。这还算"善心"的租。有些年份，阿丘家的租收到七成五，剩下的二成五，李大柱要拿来交朝廷的银子、差役的规费、自己买种子的本钱。

账是算得过来的：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田打得到两百斤稻谷，扣掉六成租，还剩八十斤——这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赶上水旱虫灾，一亩只打得到五六十斤，就得饿着肚皮去交租，交完了全家的口粮就没了。

这不是李大柱一个人的账。整个桂平县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整个广西、整个湖南、整个清朝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

道光初年，广西一亩中等田的价是十五两银子。到咸丰年间，已经涨到了四十两。田价翻了两倍，但农民的口袋没有翻两倍——因为银子越来越贵。

鸦片战争之前，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战后十年，一两银子已经折两千五百文铜钱。银子流到英国人手里去了，农民手里的铜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朝廷收的税，是按银子算的。农民要把铜钱换成银子去交税，一两银子的税，折到后来要两千五百文、三千文。实际税负，翻了两倍。

不是朝廷有意加税。朝廷的税率，三十年来没有变过。是银子变了。银子不在农民的口袋里，在英国人的船上。

李大柱身边跪着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那是他最后一个孙子，名字叫李亚九。李大柱的其他三个儿子，两个饿死在了前年的春荒里，一个被绿营抓去充了壮丁，至今没有音讯。

"抓壮丁"这三个字，在清朝的乡下不是稀罕事。绿营的兵不够吃空饷的名额，上头发下来的粮饷，层层克扣，到了营兵手里只剩一半。营兵饿着肚子，不愿意打仗，但上头要剿"匪"，就得有人头交差。于是"抓壮丁"——圩上的农民、田里的农夫、赶路的商人，看上哪个就抓哪个，塞进队伍里凑数。抓到的不给粮饷，只给一碗稀粥，死了就再抓。

李大柱的二儿子就是这么被抓的。他在圩上买盐，走在官道上，被一队绿营兵拦住了，说他"形迹可疑"，要带回营里审。他喊"我是良民"，绿营的兵说："良民？那你有路引没有？没有路引就是逃兵，拉走。"

他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军进城的时候，祖孙两个躲在城墙根的一个豁口里，饿了两天两夜。是童子营的一个半大孩子发现了他们，给了他们半块杂粮饼。那半块饼，李大柱自己没吃，塞给了孙子。

现在，他跪在县衙门口，没有站起来。

陈丕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听到他在嘟囔什么。陈丕成停下来，蹲下去听——

"兄弟……他说我们是兄弟……"

李大柱的脸上全是泪。他这辈子被人叫"贱民"、"刁民"、"奴才"，被县衙的差役踹过，被地主家的打手扇过耳光，被绿营的兵抢过粮食。他五十多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人看。

"天父的子女……"他还在嘟囔，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哭声，"我……我也是天父的子女……"

他哭得浑身发抖。陈丕成站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他自己在金田村外站着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话："或许能吃饱饭。"他不懂什么"天父的子女"，也不懂什么"兄弟之辈"。

但他看到李大柱哭成那个样子，忽然明白了：对有些人来说，被当人看，比吃饱饭更重要。

陈丕成不懂什么"天父"、"天兄"，也不懂什么"资政新篇"、"田亩制度"。但他在这两万人里面活了三个月，他看得到一些东西——是书本上不会写、史官不会记的东西。

这两万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主动"来投太平军的。

张老四是被银子逼来的——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洋货涌进来，铁器跌价，炭价跌价，地租没有跌，他连高利贷都借不起，女儿差点被地主拿去抵债。

李阿水是被贪官逼来的——县衙的差役每年多收他的渔税，多收多少没有定数，看他老实就多收，看他不服就打，打完了还要他感恩戴德。

春花是被绿营逼来的——她男人没有通匪，没有犯法，只是走在官道上，就被扣了一顶"形迹可疑"的帽子，连堂都没过，一刀砍了头。

这三个人是太平军里最普通的人。他们不是亡命徒，不是江湖好汉，不是野心家。他们是种田的、烧炭的、打鱼的——是这个帝国最老实、最听话、最不起眼的人。

但这个帝国没有给他们活路。

清朝入关二百年，到咸丰年间，人口从一亿涨到了四亿。人口翻了两倍，可田地没有翻两倍。乾隆初年，一个农民种十亩田，能养活一家五口。咸丰年间，一个农民种十亩田，打出来的粮食交了租，剩下的不够一家人吃。

不是田变少了，是人变多了。不是农民变懒了，是田里的产出涨得没有人口快。

怎么办？兼并。地主把田收走，农民变成佃农。佃农种地主的地，六成交租，三成交税，剩下一成是自己的——这一成能买多少米？勉强饿不死。遇到水旱虫灾，颗粒无收，还得借高利贷度日，借了还不上，就拿女儿抵债，拿田押地，一代传一代，永世翻不了身。

这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清朝的史书不写这个，但这个矛盾刻在每一个农民的骨头里。

广西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客家与本地人的矛盾。

桂平县的地，大半在本地的士绅手里。本地人在这儿住了几百年，修了祠堂，置了族田，建了圩市，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客家人是后来的，道光年间从广东、江西迁过来的，拖家带口，挑着扁担，走山路，来广西找地种。

可广西的好田，早被本地人占完了。客家人只能在山里开荒——石头缝里刨土，陡坡上种地，收成远不如本地人。本地人叫客家人"客人"，语气里带着轻蔑；客家人叫本地人"土人"，心里憋着一股气。两边争田、争水、争圩市上的摆位，打过无数次架。每次打架，本地人宗族大、人多，客家人总是吃亏。吃亏了怎么办？忍着。忍不了怎么办？

洪秀全和冯云山来了。他们在紫荆山里传教，跟客家兄弟们说：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你们客家人，我们本地人，都是天父的子女，都是兄弟。

这句话在士绅眼里是大逆不道。在客家人耳朵里，这句话比金子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