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冯云山说"跟我们走"的时候,紫荆山的客家人几乎整个村子都跟了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信天父——是因为天父至少叫他们"兄弟"。在这个世上,只有天父叫他们兄弟。
这是族群矛盾。清朝的史书也不写这个。但这个矛盾为太平军提供了第一批最忠诚的兵源。
还有一重矛盾,史书更不会写——清朝的官逼出来的矛盾。
清朝的官俸禄极低。正一品的一品大员,年俸才一百八十两银子。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一百八十两就是十八万文。一个七品县令,年俸四十五两,折铜钱四万五千文。
四万五千文铜钱,在北京城能买多少米?四百五十石。在桂平县能买多少?六百石。一年六百石米,够一个县令养活一房家眷、几个师爷、若干差役、再加上迎来送往的应酬吗?
远远不够。
所以清朝默许"陋规"——就是灰色收入。收税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火耗";办案的时候收一点,叫"规费";逢年过节下级向上级送一点,叫"冰炭敬"。这些陋规没有定数,多收少收全看官员的心黑不黑、手紧不紧。官越黑,手越紧,陋规就越多;陋规越多,底下的百姓就被刮得越狠。
更黑的是绿营。
绿营的兵,月俸不是银子,是"折色"——就是发一部分银子,发一部分米。银子那一部分,经过层层克扣,到营兵手里只剩三成。剩下七成去哪儿了?吃空饷。上头报一千人的名额,实际只有七百人,七百人的粮饷,三百人的进了长官的口袋。兵不够,打不了仗,上头又要剿"匪",怎么办?抓壮丁。圩上的农民、田里的农夫,抓到了塞进队伍里,死了就再抓。
这就是清朝的兵。兵没有粮饷,将没有战力,打起仗来只能欺负老百姓,真遇上太平军,一触即溃。
可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养兵的钱是老百姓出的,兵的粮饷是老百姓交的,打仗杀的人也是老百姓——杀完了还要交"剿匪费"。
这是官僚与军队的矛盾。清朝的史书把这些叫做"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八个字一笔带过。但对李大柱来说,这八个字是他三个儿子的命。
四重矛盾交织在一起: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客家与本地人的矛盾、鸦烟与银荒的矛盾、吏治与军备的矛盾。四条绳子拧在一起,勒在四万万人的脖子上,勒得越来越紧。
什么时候断了?
咸丰元年,正月初一,金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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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多人在河滩上点起了篝火。有人从城里找来了杂粮和咸菜,分给大家。陈丕成啃着一块杂粮饼,坐在篝火旁边,听旁边的人说话。
篝火那边坐着三个人:一个烧炭佬,一个渔夫,一个女人。
烧炭佬叫张老四,紫荆山人,四十多岁,两手全是炭灰和伤疤。他坐在篝火旁边,把一双裂了口的赤脚伸到火边烤着,慢慢地说:
"我烧了二十年炭,一年到头住在炭窑里面,吃的是炭灰,喝的是山水。紫荆山里头的地主,把山全占了,我烧炭的山,也是租他家的。"
他停了一下,往火里添了一根柴。
"紫荆山的炭,以前值钱。道光初年,一担炭能卖三百文银子,换成铜钱也有三百文。后来,英国人在广东卖洋货,洋铁、洋布、洋钉,把咱们的铁器挤得卖不出去,铁匠铺倒闭了一半。炭也卖不动了——洋人有洋炉子,烧的是洋炭,烧得比咱们木头窑快,价格还便宜。"
"炭卖不动了,地租没减。一担炭两百文,我得给地主一百二十文,剩下八十文,够买半斗米。我一家五口,天天吃稀粥。"
"最要命的是银子。道光二十年以前,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我一年忙到头,攒下来的铜钱换成银子,够交朝廷的税,还略有盈余。后来银子越来越贵,一两银子折两千文、三千文——银子去哪了?被英国人赚走了。我拿铜钱去换银子交税,同样的税,要多花两倍的铜钱。两倍。"
"我的女人病了,没钱治。我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息三分。地主说:借可以,把你女儿抵过来做丫鬟。我女儿那年才十二岁。"
他停了很久,眼睛盯着篝火,半天没说话。火光把他的脸照得一明一暗。
"我没借。我女人死了。我女儿……我送到紫荆山里面的尼姑庵里去了,庵里的尼姑收留了她。"
"后来冯云山来了。他在炭窑里面跟我讲: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这种话。我跟着他信了拜上帝教。"
"我信拜上帝教,不是因为天父皇上帝——我到现在都不太懂天父皇上帝是什么。我信,是因为冯云山叫我兄弟。在冯云山之前,没有人叫过我兄弟——我叫张老四,紫荆山的烧炭佬,阿四。地主叫我炭狗,差役叫我刁民。只有冯云山叫我兄弟。"
渔夫叫李阿水,三十多岁,武宣县东乡人,有一张网和一条破船。他接过了话头:
"张老四是被银子逼的。我是被人逼的。"
他把裤腿卷起来,露出小腿上一道长长的刀疤。
"清朝的规矩,县衙收税,官府只收银子,不要铜钱。但官府的俸禄低,办公费也不够,上头就默许他们浮收——就是多收。多收的部分,叫火耗,叫平余,叫规费,名目多得很。表面上朝廷只收一两银子,实际上到农民手里,一两变成了三两。"
"武宣县的渔税,名义上是每船每年二两银子。但县衙的账房算下来,每船每年要交五两。为什么?火耗三成,平余一成,还有两成是办公费。五两银子,折成铜钱是多少?道光年间是一万文,现在涨到了两万五千文。我一年打鱼,能赚多少钱?好年景,刨去船板维修、渔网损耗、自己的口粮,能攒下五千文就是烧高香了。五千文换银子,最多二两——还差三两。"
"差三两怎么办?差役来收的时候,看你穷,就少收一点;看你老实,就多收一点。我老实,所以差役每年都多收。"
他把裤腿放下来,苦笑了一声。
"去年秋天,差役又来收税。我说今年水小,鱼少,能不能少一点。差役说:上头的规矩,一文钱也不能少。我求他,他给了我一脚,把我踹到水里。我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网被他们踩烂了,船被砸了一个洞。"
"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差役说:不能怎样?你一个打鱼的贱民,也敢跟朝廷的官理论?他拔出刀,在我腿上划了一刀。"
"我躺在床上养了三个月的伤。伤好了以后,网破了,船漏了,我拿什么去打鱼?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跑了——她跑回娘家去了,说不想跟着我饿死。"
"后来我听说金田村有支人马,专跟朝廷对着干。我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