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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第2页）

祖先崇拜神话是直承女性生殖崇拜系统而产生的一大批感应而生的始祖诞生神话。将自己的始祖之生说成是天意神授，不无抬高自己这一族的名望与地位的意思，如三皇五帝神话中，祖先形象就是人神合一。

早期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心中油然生成对大自然的畏惧与敬仰，认为自然神是一切事物之母，因而对祖先崇拜又被理所当然地纳入了自然神的系统之中；加之原始人类的发展此时已开始脱离穴居时代，进入部落——部族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农业生产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出现了以自然崇拜意识为主，同时又与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密不可分的自然崇拜神话，如伏羲诞生神话、精卫鸟神话等。神话中的形象也逐渐发展为以自然物如日月星辰雷电等为主。又因为在人类了解自然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涌现了各个方面的英雄人物，这样又有了英雄崇拜神话的诞生，如征服自然的英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部落战争英雄神话（炎黄之战、蚩尤与黄帝之争等），以及关于创造发明的英雄圣贤神话（神农辨药、宁封子制陶、仓颉造字等）。

综上所述，远古神话由初期的生殖崇拜神话发展到中后期的祖先崇拜神话、自然崇拜神话和英雄崇拜神话，在其演进过程中，神性已逐渐丧失，而人性则日益明朗，这表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人类文明时代的门槛，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特有的精神文化形象——皆用想象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也就消失了”。这样的事情大约发生在氏族制被奴隶制替代的时代，人类己从“幼稚的童年时代”进入“成熟的成人时代”，想象已发展为一种自觉性的审美活动，作为这一审美活动成果的神话，与远古神话相比，已很少含有宗教色彩，而是更人性化、世俗化、艺术化，具有了传说或故事的特征。正如鲁迅所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进于人，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神话产生和流传的基础总是在一步步削弱，“而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复杂，军事斗争、英雄业绩等重大事件，引起人们传颂自己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说逐渐兴旺，从而产生了同一时间、同一人物的神话与传说并存或神话经过历史化向传说转化的现象”，如祖先神话与氏族来源的传说、英雄神话与人物传说等。同时，许多自然风物传说，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从自然神话演变而来，即把原来的超自然力逐渐转化到人们可以认识的客观事物，使它和人们的生活更加接近。传说发展到后世，情况完全不同，它经常根据某一人物、事物、山川古迹、自然风物、社会风俗来创作故事，这便是后来人们给传说所下的定义所揭示的，“传说是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说的发展并非简单地脱胎于神话。不难想象，原始人除祭祀、图腾崇拜和巫术活动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世俗领域，即“人的世界”，也应该有一种反映人的世俗生活的传说故事，只是那时神秘思维占主导地位，一切都打上了神的色彩，世俗传说也难免让位给神话或渗透到神话中去，只有在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尤其是人类发展由童年期（含英雄期）进入成年的普通人的时期，人类主体意识随之觉醒，以人或“神化了的人（英雄）”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说故事才得到发展的沃土与充足的阳光。

从上述对神话、传说的起源、演化及其发展的粗线条勾勒中可以看出，神话与传说并非是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形式，但毫无疑问至少它是由儿童与成人共享的。无论从神话、传说及人类文学之滥觞这一角度（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还是从神话、传说与儿童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都应该从这里溯寻散文体儿童文学最原始的胚胎。所以，当1909年，孙毓修（1871—1922）主编我国历史上第一种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刊物《童话》丛刊（1909—1916）时，就收编了很多神话、传说作品。他在《儿童读书之心理》一文中写道：“在儿童期，如史传中三大种族神话、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作为精神的滋养物。此等神话时代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以少年时代与神话时代相故也。”

1913年，周作人在《童话研究》中也指出：“盖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始于精灵信仰，渐自难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执，或得超脱，但视习性之差，自定其趋……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准也。”1920年，周作人在具有中国儿童文学宣言书的《儿童的文学》里，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迅速为当时的儿童文学倡导者所接受，成为一种时代共识。1921年，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创刊《宣言》中写道：“因为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所以我们在这个杂志里特别多用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

1932年，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出版，再次明确地写道：“儿童是人的一期，等于人类学的原人一期，因为人类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似……原人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由此实现了作为民族民间文学的神话、传说向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转移。

2．民间童话

神话、传说进一步演化便出现了一些以其为原型或母题的民间童话。所谓民间童话，指的就是那些“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亦即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可见故事还是那一个，神话、传说“信以为真”，童话却是用来娱乐了。

这里说童话是神话、传说的最后形式，或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来，是就童话作为一种冒险和独立的民间文学形式出现在神话与传说之后而言的。其实，最初的童话即产生于神话、传说的流传过程中。比如，原始人为了解释打雷这一自然现象，从神灵崇拜仪式里产生了雷公神话，当大人将这个神话讲给孩子听时，为了适合孩子的口味，会很自然地将雷公神说成雷公公，并且告诫孩子，如果不诚实，做坏事，雷公公就要发脾气。神话就是这样在儿童的接受中变成了童话。这是由讲述对象的特定性——儿童听众所决定了的。

到了这一时期，神话、传说、童话三者之间虽然紧密联系，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神话（mythos），关于天地开辟、神人行事、文化和物类起源等。传说（saga），关于地方人物的事迹。童话（mar），内容与一二相似……实质上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了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其重心又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性质上的不同，又不妨碍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同一性，往往“故事还是这一件故事，拿来说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就算是神话，只当做小说听了好玩便是童话；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过的事迹，那又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传说了。神话可以说是古代初民的科学，传说是历史，童话是艺术，大有一气化三清之概”，只是童话愈到后来愈失去了它的信用（即用以表现原人之思想与其习俗），人们拿它做故事读与听，于是被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人们欣赏了。

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的童话故事最初并不是为儿童而存在的，但又是儿童与大人共享的，而且，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由于社会经验、劳动技能、风俗习惯、道德准则等，都得靠长辈的口述方式传授给晚辈，儿童就是接受传承的对象。古人在意识到儿童爱听故事后，就会很自然地选择故事形式将一些条规与常识演绎为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便于儿童吸收它。这样的情形，因为“中国向来不曾有人收集童话编纂成书，或加以考证”，但在国外就有很多例证，如印度在公元前275年至公元275年间成书的《五卷书》，就是一部为儿童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集，它的出现曾被认为是世界儿童文学发生的标志，德国的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卷书》。在欧洲，还有法国沙尔·贝洛（1628—1703）的《鹅妈妈的故事》，德国格林兄弟于1812—1822年间收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这些为儿童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故事集，也大多因为儿童喜爱，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公认的世界儿童文学最宝贵的遗产。

在中国，“童话”一词出现在清末，孙毓修将他创办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种儿童文学类丛刊定名为《童话》，意思就是指供给儿童阅读的刊物，其中刊发的主要作品来自民间童话，译介的外国作品也多是安徒生以前流传于西方的民间故事和童话。1912—1914年间，周作人写下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三篇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有关童话的文论，多次指出，“童话亦即儿童之文学”，并由此倡导了中国的儿童文学。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又具体将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之一，与歌谣、寓言、传说、写实故事、戏曲等形式并列，这一认识与体裁分类已经与今天的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无太大差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就是从收集与研究童话（广义，包括神话与传说）开始的。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样式，最初都是从民间文学中演化过来的。虽然从神话、传说到童话这一纵的逻辑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然而，“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低级的思维形态不断向高级形态发展，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同时又包括了前一阶段的思维形式，而不是取而代之”，因而，发生于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的文学形式又得以奇迹般地汇聚在最后一个阶段——“儿童的文学王国”里：这也是人类个体发生与种族发展的复演同构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古老的民间文学样式会在儿童世界里得到新的生长点与发展契机。也正是这样，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才被稳固地纳入了“儿童文学这个自主共和国”

古代儿童文学性读物的两大部类

相对民间口头文学而言，儿童的文学读物是书面的、供儿童“读”的文学作品。这须得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或创作文学作品；二是儿童必须识字，有初步的文学阅读能力。这就决定了“儿童的”文学读物应该在人类有了文字以及儿童教育兴起之后，尤其是后者。我国大约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夏代，即有了“序”“校”“庠”这类教育机构之后，儿童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识字明理，为使识字教育不至于成为一种孤立的记忆，同时又能寓教于乐，成功的教育经验表明，应该将儿童教育寓于游戏与娱乐之中，寓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文学之中，这样，让儿童唱读童谣儿歌谜语、讲读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便成为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启蒙读物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书面读物。儿童通过启蒙，识字渐多，知识渐长，待到具备一定阅读能力时，便会有搜读课外读物的欲望，这样由听故事得到的心理满足到初读故事所获得的阅读快感，在儿童心灵深处便会建立起一种牢固的阅读兴趣或阅读欲望。然而，在整个社会对儿童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漫长时代里，儿童的这一内在需求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合理的发展，相反，成人（教育者）往往利用了儿童在这一时期“饥不择食”的可塑性心理，迫不及待地将一套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朝儿童稚嫩的头脑里灌输，正如周作人曾指摘过的，“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其结果儿童在大人指定的读物之外，又主动地从成人的书架上猎取，将那些能看懂的成人读物不分糟粕地占为己有，从而在启蒙读物之外，还有一个儿童自己开辟的一小块可以暂作逍遥的儿童精神的花园——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

一、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二、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一、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1．古代启蒙读物概述

据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综合分析，自周秦以来，各朝都编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根据这些教材的发展变化，大体可将我国古代启蒙读物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隋唐。蒙学教材多以识字为主，包含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兼有品德教育的任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识字课本已有10家35篇。最早的蒙学教材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但后世能见到的最早识字课本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以三、四、七言押韵，只记名物，不涉及伦理道德，深受一般民众及其子弟欢迎。南朝梁代有周兴嗣所撰《千字文》，除一“洁”字外，无重字，以四言协韵，极富文采，内容也由识名物扩至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唐代蒙学教育发展更为完整，包括识字、知识、道德三大内容，这一基本模式一直延续至清代。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宋代蒙书趋于完备，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常用品、实用技艺等，渐有专书。在编写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阅读接受特点和兴趣，故事性加强，附有精美插图，采用诗歌形式，使蒙学教材更加生动，入口入耳入心，更能吸引孩子。代表性教材有综合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伦理道德类的《性理字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历史知识类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的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专为女童编写的有《女小儿语》《女四书》，最大的一类应该是文学性启蒙读物：故事、图画、诗歌类，代表性的有《书言故事大全》《日记故事》《启蒙故事》《养蒙图说》《训蒙诗百首》《绘图千家诗》《吕新吾训子词》等，尤以《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建立，新型教科书开始编写，在基本识字功能外，文学性蒙学教材有所发展，出现了《养正诗歌》《小学弦歌约选》等有一定影响的读物。

2．文学性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范围的扩大，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入学人数大为增加；二是启蒙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故事、图画、诗歌这三种最适宜童蒙的文学性读物，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迹可循的最初涌动的几处“泉眼”之一。

据徐梓、王雪梅编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显示，宋代至民国间的“故事、图画、诗歌”读物计有52种，包括《日记故事》《启蒙故事》《养正图解》《训梦诗百首》《神童诗》《绘图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启蒙》《养正诗歌》等。在徐梓、王雪梅编的另一本《蒙养歌诗》里，就收有以歌诗为形式、流传较广的26种教材。在这些文学性蒙书中，以《小儿语》《续小儿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小儿语》《续小儿语》借用歌谣的形式为儿童做蒙学课本并取得成功的当推吕得胜、吕坤父子。吕氏父子刻意仿效儿童口语，尽力去文就俗，非常通俗浅明，易晓易诵。《小儿语》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间儿歌集。

《神童诗》相传出自北宋末汪洙之手。汪洙八九岁即善于作诗为赋，自称神童，后人将其诗作汇集为《汪神童诗》，共34首，包括劝学、得第、为官及四季景物、节日礼仪等内容，全部选用五言绝句，诗味浓郁，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流传很广。

《千家诗》选录全为唐诗、宋近体诗，尤以宋诗为多，按诗歌体裁和内容特点，分成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昆虫、人品等十四门类，共二十二卷，为明清使用最广的四种蒙学教材之一。

《日记故事》多为启发儿童智慧的生活小故事，如曹冲称象等，均为儿童自身之事，文字浅显，有儿童情趣，因而在五四以后，这些故事仍被列入小学教科书。明代出现的插图本《日记故事》（1522），“可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书籍”，比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1658）还要早一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