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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第2页）

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以欧洲“人”的解放的历史作参照，指出欧洲在15世纪发现了“人”，19世纪发现了“女人与小儿”，并造成了“儿童学”与女子研究两门科学。可惜中国至今连人的问题还未经解决，“女人小儿便不必说了”。人们对儿童的误解是将他视作“一个未长成的人”或“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指出：按进化的观点，不是“子孙为祖先而生存”，而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

在《祖先崇拜》里，更进一步地分析了以为“子孙为祖先而生存”这一“祖先崇拜”的原因：其一是原始人的万物有灵思想。以为人死后仍有灵魂活在人间，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其二是“报本返始”思想。执迷于父母主身，“乃是昊天罔极之恩”，因此，儿孙的全部生命意义就只在于以父母的意识去生活，终生“孝顺”来报答“养育之恩”。因此，周作人指出，在“祖先崇拜”的文化里不可能有正当的儿童教育，所谓“家教”不过是把儿童“同成人一样教训”，养成日后继承祖业的“遗少”，结果是扼杀了儿童的正常发展。要解放儿童，就必须改去野蛮的“祖先崇拜”思想，必须改变传统的“报恩”“还账”的人伦观念，建立新的合于自然规律的儿童本位观。周作人是这样论述儿童本位观的：

……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倘若一味崇拜祖先，向往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从上述的引述中可以发现，这一儿童解放的基本精神与五四后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有着惊人的一致。综上所述，也可以认为是周作人在中国率先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只是当时它发表在传播力极有限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又缺乏五四时期那样有利于传播的时代氛围，也因为倡导者本人还只是影响力不大的一介书生，因此在当时没有能够产生影响与形成气候，这也是极自然的。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是在杜威来华讲学后由鲁迅在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诚然，作为一种时代意识深入人心的儿童本位观，确实是在五四以后经鲁迅等的鼓吹形成的，然而作为一种教育主张的首先发轫，恐怕还要从周作人说起。

“五四”以后的周作人，感于时代的潮流，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儿童解放的文化运动中去。他演讲，他译介，他创作，他与文学研究会同仁们一起倡导“儿童文学运动”，写下了一篇篇关于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重要文章，尤其如《儿童的文学》（1920）、《小孩的委屈》（1921）、《儿童的书》（1923）、《关于儿童的书》（1923）等更成为当时“儿童文化热”的思想纲领，从这些论述中昭示了周作人的儿童观已经成熟。归纳起来有7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把儿童当人看。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物，他是一个独立完全的人，具有与成人同等的人格。

2．把儿童当儿童看。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与不完全的小人，他有不同于大人的内（精神）外两面的生活。

3．儿童是转变生长着的。既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儿童，也不能不顾及儿童生长的特点去“揠苗助长”。

4．儿童最大的心理特点是爱幻想。应尊重并加以开发。如果儿童的幻想被压迫，他将失去一切兴味，变成枯燥唯物的人，但若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

5．家庭关系以幼者为本位。反对“父为子纲”，主张废除“祖先崇拜”，倡导“祖先为子孙而生存”。

6．儿童属于民族与人类，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物，他是民族与人类的希望，是事业的继承人。

7．儿童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顺应儿童自然成长规律与接受心理，加以激励与引导，以培养出“完全的个人”。

应该说，像周作人这样综合强调上述七个方面，给儿童以科学的认识，在同时代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新型儿童观的出现，无疑具有两大方面的意义：一是反叛与否定儿童观的反封建意义；二是标志着中国文化建设开始了由传统的“长辈文化”向“晚辈文化”的转移。这一“转移”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

三、周作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几乎与倡导“儿童学”同时，作为儿童文学拓荒者的周作人形象也出现了。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套用这个句式，“儿童文学便是儿童学”。儿童文学与儿童学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简单地认同于以儿童为服务与研究对象，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如《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所揭示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因为“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换言之，“儿童的发现”是“儿童的文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与学科基础，从“儿童的发现”迈向“儿童的文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将儿童当人看，那么，“儿童的发现”也应该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所主张的“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来讲人的意义”那样从“儿童的文学”做起；将儿童当做儿童，就有责任与义务满足儿童内（精神）外两面生活的要求，“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因而，两者间又有着“知”与“行”的内在联系，随着儿童本位的新儿童观被普遍接受，“儿童的文学”作为实践这一新儿童观的最有效的途径逐渐从“儿童的发现”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独立的文学门类。因而对周作人来说，由“儿童的发现”走向“儿童的文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实际上周作人一开始关注儿童问题，就是将“儿童的发现”（尊重儿童独立的人格）与“儿童的文学”（尊重儿童的精神需求）同时并提的，五四以后，随着儿童本位观的全面确立，周作人以《儿童的文学》为标志转向了儿童文学的建设，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就有儿童文学，这是不可信的。其理由如下：

（一）如前文所述，我国“儿童的发现”迟至20世纪初，在此以前，儿童虽然存在，可是人们却视而不见——不把他当做儿童看待，“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连适合他们穿的衣服都未给予，又何尝意识到要为儿童创作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呢？

（二）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崇尚“力”与“经验”，形成了顽固的“成人本位”与“老者本位”的思想，儿童既少体力也少经验，自然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会得到重视，儿童文学也失去了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中国传统的以重血缘关系和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长尊幼卑的等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长者是主宰，祖先的话就是法律，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威，所谓“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在这种“祖先崇拜”的“长者本位”道德中，儿童在家庭中同样没有正当的地位，他们的一切要求必然被漠视。

（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功利性，不仅抑制了人们的幻想，甚至视幻想为异端加以扼杀。“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与“望子成龙”的心理相结合，造成视小说等文艺作品为“闲书”而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又不问儿童身心状况，迫不及待地把一套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朝儿童稚嫩的头脑里灌下去，“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五）古老中国的诗人、作家，被紧锁在皇权、族权的链条里，根本不可能用孩子般明澈的眼光去看待人生，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早就泯灭了他们的“童心”、“赤子之心”，又怎么能创作出儿童的文学呢？虽然16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也曾高唱过“童心”的颂歌，18世纪的著名诗人袁枚，也曾主张以“赤子之心”、“直抒性情”，给晚明与清中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清新之气，但是他们和他们追随者的诗文，不过比较自然，有个性，少做作罢了，又哪里看到了真正的“童心”“赤子之心”？

也有人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晚清时期，这也是可以商榷的。诚然，站在19、20世纪交界线上的卓越人物梁启超等曾在热情呼唤“少年中国”，憧憬着“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的民族新生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儿童教育改革：提倡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音乐、童话与儿歌等，但这时还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的，还没有看到儿童自身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历史的发展还没有把文学作为儿童精神的需求来排上儿童解放的日程。然而，这一时期对各种儿童文学体裁的提倡又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独立国”的诞生作了最初的文学上的准备，其功绩又是不可湮没的。

综观中外，不论人们据以判断儿童文学“独立国”形成的标准有多大差异，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儿童文学属文学的一条支脉，它是独立的，必须发展出可以据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换言之，儿童文学必须有它自己的理论。我们认为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就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评判的。

20世纪最初一篇关涉到儿童读物的教育意义与社会功利价值的专论，可以认为是1902年署名黄海锋朗的《儿童教育》。该文从教育观立论，批评了中国启蒙学普遍存在的六大弊端，提出了儿童教育的十条新法则，其主旨是反对将四书五经等作为儿童读物，因为它“趣味毫无，反阻了儿童好学的心理，埋没了儿童活泼的天籁”。主张儿童读物“要顾他自然的性”，“循循善诱”，“养成活泼的天机”，“陶铸儿童天良性”。这就透露出了应该尊重儿童个性与保存儿童天性来供给儿童合宜读物的重要信息。

1903年，林獬在《中国白话报》创刊辞中也申明要专为儿童开辟“歌谣”专栏，提供“各种好说的歌谣教孩子们唱唱，也着实可以长进他们的识见，畅快他们的性情”。并于第三期起连载了他自己的论文《小孩的教育》，强调要用文学这一特殊手段，对儿童进行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