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小说网

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第3页）

1904年，曾志态在《教育唱歌集·序》里论述了如何将音乐美术引进学校改革教育内容，以期与儿童的心理相吻合。所讨论的虽是儿童歌词创作，但在客观上对儿童诗创作以及对如何供给儿童以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读物都具有很好的建设意义。

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指出：应专出一种“足备学生之观摩”的儿童小说，“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呼吁当时的著译家都来为孩子们写作适合他们阅读的小说，并就儿童小说的形式、题材、文字、作用、插图等提出了要求。这一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的出现，昭明了儿童文学的“自觉”已为时不很远了。

1909年，孙毓修主编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刊物《童话》（1909—1916）丛刊。孙毓修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定了最初的雏形。孙毓修在《童话·序》中首次从儿童心理的角度论述了童话（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必要性，儿童文学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预言“附属之部，蔚成大国……不仅小道可观而已”。

当时“童话”一词涵盖的范围即与今天所说的“儿童文学”相仿，包括小说、童话、寓言、歌谣等各种类型的儿童文学体裁，这是五四以前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模糊认识与一般主张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而顺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的重要成果是1909年11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第12期上的佚名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更明确地提出了儿童读物的编辑方针，编辑儿童读物应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欲求有益于儿童，则不可不视儿童之意见行之。”并将儿童读物的功能概括为认识生活、道德感化、智力开发与美育感染四个方面。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面目已越来越清晰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原则也都已经在这里有所内涵了。

（一）抨击无视儿童独立人格和精神需求的旧儿童观，确立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指出不能把儿童看做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而应该承认儿童是有他们独立的内外两面生活的完全的个人，要尊重他们与成人同等的人格，特别要注意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注意他们的生活在经常变化之中，儿童也有一个转变着生长和发展的过程。

（二）肯定“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从文化人类学与儿童学的观点论述了儿童文学必须是以小儿的思维与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来写就的文学，儿童的文学是儿歌童话，提醒人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

（三）批评对儿童文学的种种误解。从“儿童有独立的生活”与“儿童是转变生长”两个方面，论证了儿歌童话等文学样式是儿童心灵健康成长所跳不过的，号召人们“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同时又须“细心斟酌”，不要使儿童的发展停滞而脱了正当的轨道。

（四）坚持从“儿童的”与“文学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视之为两个必备要素。指出“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能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儿童文学的“艺术标准”是“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是“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儿童文学的效果是“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儿童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表现具体的景象”与“造成组织的全体”。为儿童选择文学应“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

（六）号召“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或民间采风，或整理传统，或译介外国作品，或创作新作品等。

像周作人这样，整合着6个方面的因素，富有系统性的儿童文学倡导，在此以前和同时代人那里都是没有过的。中国“儿童文学”一词便是从这里的“儿童的文学”逐渐演变简化而来的。在周作人等人（首先是周作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儿童文学一时风靡了全社会，成为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中国的儿童文学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这成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诚然，儿童的发现及适合其需要的儿童文学的出现，与许多历史因素紧密相连，其中有思想启蒙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个性解放运动的开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与催化，但是这些运动都是与“几个无法预言的天才”如梁启超、孙毓修、周作人、鲁迅等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他们，儿童还是不会被发现，儿童文学也不会产生。周作人无疑又是这些天才人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四、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与童话观

与他的儿童观相一致，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因为“这是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因此，必须“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迎合儿童心理供给儿童以文艺作品，可以视作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最重要特征。这里涵盖了“儿童的”文学（迎合儿童心理）与儿童的“文学”（供给文艺作品）两个命题。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有其生理与心理上的特殊性，儿童文学必须尊重这一事实，适时地供给他们适当的作品。为此，周作人将整个儿童期分作幼儿前期（3—6岁）、幼儿后期（6—10岁）与少年期（10—15岁）三个阶段，并对适合每一阶段的文学作了更具体的探索。他认为幼儿前期需要诗歌，“第一要注意的是声调。最好是用现有的儿歌”，寓言应重在“故事的内容”，“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童话，在这一时期”不宜采用。幼儿后期的诗歌“不只是形式重要，内容也很重要”，“要好听，还要有意思，有趣味”；由于这一时期“儿童辨别力渐强，对于现实与虚幻已经分出界限，所以童话里的想象也不可太与现实分离”；“儿童在这时期，好奇心很是旺盛，又对于牧畜及园艺热心”，因此应向他们提供叙述“动物生活”的“天然故事”。少年时期的孩子“对于普通的儿歌，大抵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奇异而有趣味的，或真切而合于人情的”传说故事，“都可采用”。“写实的故事”应注意“不要有玩世的口气，也不可有夸张或感伤为‘杂剧的’气味”，这时期的寓言应“注意在意义，助成儿童理智的发达”；同时还应向他们提供可演可诵的儿童剧。周作人这里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理解，不仅对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今天通行的诸如《儿童文学概论》类教材中也仍然沿用着周作人的方法与观点。

但是，周作人这里说的“无意思”与“非教训”也“决不是无意义”与反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他自己就称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篇“无意思”的作品“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并且主张“将童话应用于儿童教育”，建议“别立一个教育童话的名字”。周作人主张的是“趣味与教育的价值”，“寓教于乐”。他说：“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以艺术、儿童文学为激发儿童创造幻想的能力，庶几可望培养出‘完全的个人’”。

周作人认为应该对“教育”有一个宽泛的理解。它不但与“文以载道”不是一回事，而且恰恰在内质上是相反的。教育对儿童永远不是从外面灌入，而是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经验，把潜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能力及其幼芽，很小心、很巧妙地逐步引导出来。文学中的“教育这两个字不过表示应用的范围，并不含有教训的意义”，因为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因此，周作人反对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的”“把儿童故事当做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批评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色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这实在是安徒生在中国的一大悲剧。周作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讲童话大约有十年了，成绩却不很好，这是只在教育的小范围里着根的缘故。”甚至愤慨地指责道：“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主张不定，反复循环，在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把某派经典装进儿歌童谣里去的运动发生，这与私塾读《大学》《中庸》有什么区别！”“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不仅对希腊与日本的美妙童话偏偏少人理会，又抱定“文以载道”的旧思想不变，要“引导儿童到杨柳中之风里去找教训”，“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由此可见，周作人始终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既有其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着较高的艺术品格。这些在周作人是很自然的事，而在那个时代的其他倡导者身上却又很难得了。

周作人最初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是从研究童话与儿歌开始的，其后又扩大到童话剧、科学文艺、寓言、民间故事以及“关于童话的书”等，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其中尤以童话研究最具系统性，最能代表他的儿童文学观。周作人曾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据周作人考证，“童话”一词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18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说已完全确定了”。这是我国对“童话”一语来源的最早解释，此后成为一说至今。但他又辨析道：童话在语源上的训读是Warabe　no　monogatari，即“童话的故事”，而在学术上的意思又应该是广义的近于“民间故事”（Folktale），即“原始的小说”。他认为若按英美将童话称作“神仙故事”（Fairytale）是有缺陷的，“因为讲神仙的不过是童话的一部分；且Fairy这种神仙，严格说来只有英国才有，大陆的西南便有不同，东北竟是大异了”。应据现代民俗学上的广义加以订正。以民俗学的眼光看，故事可以分为三类：一神话（Mythos），关于天地开辟，神人行事，文化和物类起源等。二传说（Saga），关于地方人物的事迹。三童话（Mar），内容与一二相似，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因此，“童话最简明的界说是‘原始社会的文学’”，“是原人自己表现的东西”。周作人第一次将童话从神话、传说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种文学样式；又第一次肯定了童话的“文学的”本质，为童话走向儿童文学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从“儿童的”视点看童话，周作人认为，童话的基本特征是幻想。他指出：“第一要紧是一个童话的世界虽以现实的事物为材而全体的情调应为非现实的，有如雾里看花，形色变易。”因为“童话在儿童读物里的价值是空想与趣味，不是事实和知识”，并与种种认为幻想有害于儿童的糊涂认识进行了充分地说理论争。他说：“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讲猫狗说话的故事……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的会推移过去的。”又说：“我们姑且不论任何不可能的奇妙的空想，原只是集合实在的事物的经验的分子综错而成，但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从而更进一步捍卫与巩固了童话在儿童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探讨了童话概念、发生、特征与艺术标准的同时，周作人对如何供给儿童合宜的童话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繁荣童话的三条基本途径是：（一）收集整理传统；（二）创作新作品；（三）翻译介绍外国作品。他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可惜“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已“渐没将尽”，所以“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但在具体进行时又要注意选择那些对童话“有趣有益”的部分，因为民间童话“优劣杂除”，必须“淘汰不合儿童身心的发达及有害于人类道德的分子”，“凡是悲哀或苦痛，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世故人情阅历甚深”的传说故事，也因“幼儿不能解，且其气氛郁塞，无愉快之气，亦非童话之所宜也”。因此，若真的编述起来，又有不少难处，“其一是材料的选择，其二是语句的安排。这是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最好能将编述的童话交给孩子们看或讲给孩子们听，再选录他们喜爱的部分编辑出版。这些都体现了周作人在他的那个时代难得的严肃认真态度和高度责任感以及可贵的“以儿童为本位”的读者意识。这里虽是就收集民间故事与传统材料而言，但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以及儿童文学批评，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同一思路，周作人主张童话（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一颗“童心”：“著作童话，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如果“作者能够复活他的童心（虽然是一件难的工作）。照着心奥的镜里的影子，参酌学艺的规律，描写下来……即使不能说是尽美，也就十得六七了”。可惜，“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处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优秀的童话作家须得像安徒生那样，“既是诗人又是‘永久的孩子’”，“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出于自然，入于艺术”，成为“诗中之醇华”。

周作人还根据他自己研究童话的经验，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因为“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Faidoloy）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pologic）上的事项来作说明”。“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周作人的童话论正是基于民俗学与儿童学的方法来展开的，这不仅为周作人的儿童观提供了具体的理论观点（如上述），而且也直接为它规定了内在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展开范围。这对处于起步时期的我国童话研究（儿童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有开拓意义的。

“周作人是现代中国研究童话理论并取得成绩的第一人。”在他的带动下，赵景深、顾均正、张梓生、冯飞、严既澄等人也热衷于童话研究，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热心为儿童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发掘本民族的民间童话，创作新童话，这两方面的结合，才使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观。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史，狭义地说，就是一部童话史，周作人的童话观，不仅是他儿童文学观的缩影，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从童话视角理解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其理论建设上的价值至今仍不逊色。

如前所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五四时期有其系统性、先进性，其影响力达于30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然而，正如历史已经无情显示了的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进程最终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鲁迅的方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自身潜伏着危机。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然人性论”的发展。人类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人”的内涵更多的是处于人类自然进化中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人类进程中的儿童，其效应有正负两个方面。正效应是儿童自然成长的过程应得到尊重。因为人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儿童到少年、青年、老年，都只能“顺应”，每一个自然过程都是“跳不过的”，因此，肯定了“儿童期”在人成长过程中的独立意义，必须任“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以儿童为本位”，横加干涉就会“造成畸形的性质”，这对数千年来极端漠视儿童、虐杀儿童精神的封建旧儿童观无疑是一次致命的冲击，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向科学大大迈进了一步。早期儿童文学的倡导者鲁迅、郭沫若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儿童本位论”给予推崇与肯定的。但周作人在接受“儿童本位论”时，由于他执迷于用生物进化规则来解释人类社会并以此建构人类文明的新秩序——子孙崇拜，这就抹杀了人的社会属性，带来了负效应。首先，周作人越是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视儿童为神话与童话中完美形象，他就愈使儿童脱离了实际社会，成为社会之外的被抽象了的“特殊”的人，儿童的成长便失去了生存基础。再者，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尽管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进步亦如生物进化一般是不可阻挡的，总是后者超过前者，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与意义，但联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就不是用生物进化的法则所能解释清楚的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尤其如此，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内外交困的动**社会里，依然要走在正常的和平时代才有的人类进化的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一旦这一幻想被现实所破灭，又会因此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周作人五四退潮后丧失了他最初的“热”与“力”，发展到后来对民族与人生的双重悲观，其根源之一也在这里。以生物进化的历史观来做他儿童观的基础，在那样的时代里，显然是没有发展动力和发展前途的。与此相反，鲁迅在吸收进化论的同时，仍然重视儿童属于社会和历史的一面，把儿童看作创造历史的主体，所以他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指出“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杀了现在，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一再呼吁“救救孩子”，“这是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可见，鲁迅眼中的儿童，是真实的有缺点的儿童，他会骂人（《魏连殳》），也要吃人（《狂人日记》）。但又不是眼前的儿童，他是处于人际关系中成长的“人”，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长的“人”。以此为基础的儿童观也必须是与社会发展取同一步调的。

为什么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那样地被尊奉为旗帜呢？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晚清）才被迫面对着结束中世纪历史的任务——人的解放，比起欧洲来已经落后了一大截，不幸的是到20世纪，这个任务还没完成，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跳不过启蒙的阶段，这就有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18世纪的头脑在这个时期是最有效与有力的，它可以催生“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生”。然而，这时的中国毕竟不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的进程突然因政治等社会原因被打断后，周作人再用18世纪的头脑来面对20世纪的中国，他就无法统一自己的思想。正如他所总结的：“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颇有光明，而从史实（‘史实’其实还是现实——引者注）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两重视野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学理”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周作人始终没有能够将立足点从“学理”转到“史实”上来，因为他的文化观对现实是持悲观态度的，他认为人生无目的也无意义，每个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位置是早已预定了的，前者与后者之间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每个人都是匆匆一过客，大家都只是坐在敞车上开赴刑场，终点只是死。“人们永远不知道世界前进的方向”，因而，人生无须有信仰，无须去参与，只须“顺应自然”“冷静观照”，有着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这一人生观投射在他的社会态度上就是“不信任群众”，不能承认“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投射到他的儿童文学观上，就是强调顺应儿童的自然生长，反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于不自觉中对抗于正在兴起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方向。

五四时期，在“儿童本位”的大旗下，集聚了所有关心儿童与儿童文学的人们：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景深、胡适、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他们协同作战，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为中国儿童文学拓荒奠基。五四退潮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鲁迅、茅盾、叶圣陶等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用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始终坚持着文学为人生、写人生的观点，要求儿童文学也必须“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并最终把儿童文学引向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主流步调一致的现实主义道路。而周作人、胡适、赵景深等则处于对立的一面，他们继续坚持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反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主张儿童“既喜欢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这就自然遭到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与“为人生而艺术”的关心儿童文学的作家们的批评。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静止地、片面地从生物学角度看待和解释儿童，机械地将儿童等同于原始人类，将儿童文学等同于原人文学的做法相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辩证地、历史地、社会地看待和解释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意见，例如汪懋祖曾在《儿童文学研究·序一》（1928）中指出：“儿童与原人之想象，虽多相似，而其环境既已不同，故意识发展亦异。”葛承训在《新儿童文学》（1934）中则更尖锐地提出：“婴儿呱呱坠地以后，即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被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刺激所造成的一个儿童，决不能迷信复演说者所想象的一个儿童了。”总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点既有与原始人类相似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有时代环境所造成的本质的不同。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论的立论基础。与此相一致，注重儿童文学的社会性、教育性功能已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这一时期里，鲁迅、茅盾的卓越贡献，从根基上保证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前进，鲁迅不仅与种种扼杀儿童的现象作坚决斗争，还在他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广泛的富有开拓性的意见，包括儿童文学任务、年龄心理特点、题材、语言、装帧插图，各种儿童文学体裁，儿童读物的创作与阅读，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介等，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不同于周作人的一条全新的思路。茅盾继承了这条道路，一方面总结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和探索新形势下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另一方面又积极将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介绍过来作为参考与榜样，写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富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儿童文学论。如《给他们看什么好呢》（1933。5。11）、《孩子们要求新鲜》（1933。5。16）、《论儿童读物》（1933。6。17）、《关于“儿童文学”》（1935。2）、《再谈儿童文学》（1936。1）、《我们对儿童给了些什么》（1938。4）、《〈团的儿子〉译后》（1946）、《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7）、《儿童诗人马尔夏克》（1947。10）与《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1947。11）等，对儿童文学的方向、任务、功能、特点、题材、形式等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它与鲁迅的儿童文学观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性和儿童审美的年龄特征的基本观点。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成为一种“方向”，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