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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1972年12月30日的九江（第2页）

当然，对于毛毛而言，爸爸妈妈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大。

爸爸是个手工业者。桐乡历史上盛产烤红烟，爸爸的工作就是为镇上供销社刨制烟丝。刨制烟丝这活带点技术性，是有先见之明的奶奶让他学的，工作自由度大，有点像个体户。收入比供销社一般职工略高，每月三四十元薪酬，有时甚至会有五六十元。这在彼时已算“高薪阶层”。

爸爸平时不苟言笑，喜欢看书读报、临帖写字，常年订阅《解放日报》，还买些《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书刊回家，自己读完，也让毛毛姐弟几个看看。

毛毛幼小时，长得白白胖胖，爱端一把小竹椅，远远地坐着，看爸爸刨制烟丝。只见爸爸先将一张张干烟叶的茎脉抽出，涂抹上红油和香精，叠成一大摞，放进特制的刨凳里。然后，快速推动手中的刨刀。随着节奏感极强的“哧溜”“哧溜”声，细长条的烟丝被刨刀切割下来，均匀地掉落在黄纸上，四周弥漫开烟丝呛鼻子的香味。彼时，爸爸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偶尔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并用爱昵的眼神看一下毛毛。毛毛长大后曾看见过一张自己与爸爸合影的老照片。在那张老照片中，爸爸抱着出生百日的自己，眉开眼笑。从中不难感受到，爸爸其实还是蛮喜欢自己的。

当然，这样的场景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里，爸爸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

最爱护毛毛的，自然是妈妈。妈妈从小由其大伯带大，大伯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教给毛毛妈妈很多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怎么做人，怎么接待客人，怎么扫地擦桌子等。妈妈记住了，后来作为家庭传统教育，又把这些传授给毛毛。妈妈觉得那些话很简洁，但很管用。妈妈一生勤劳节俭，早年在镇里蔬菜厂上班，工作上是一把好手，每年都被厂里评为先进。在厂里，她腌制榨菜、酱瓜、萝卜等，从天亮忙到天黑，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每天一下班，她就急匆匆回家，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妈妈对3个儿女，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心血，她省吃俭用，把钱都用在三兄妹身上。平时，妈妈把家里角角落落打扫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张毓强始终认为，他是在母爱里成长起来的，他的品行、性格更多地得益于妈妈，也更像妈妈：外刚内柔，外冷内热。就是人们常形容的热水瓶性情。母亲生性热情好客，把亲戚或邻居上门当作喜事，张罗这张罗那的。譬如说，张毓强参加工作时，自然是想挣点钱，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谁知后来因为做供销员，有客户到厂里，公款不能请客吃饭。有点口吃的老厂长大手一挥，说道：张、张、张毓强，你、你把客人领回去，让你妈、妈妈炒、炒、炒几个菜。钱、钱、钱嘛，先……先记账啊！张毓强自然知道，这记下的账肯定没有归还之日。但他还是乐颠颠地把客人往家里带。爸爸偶尔免不了说上几句，埋怨儿子给家里添麻烦，每月20。5元工资还不够请客吃饭，是倒贴钱。但妈妈每次总是非常热情，准备好菜好酒招待客人。

张毓强爱整洁爱卫生的习惯和喜欢结交朋友的脾性，大概源自他母亲。他对家庭那份深深的情感，主要也缘于妈妈那份深沉的爱。

如果没有后来一场飞来横祸，毛毛的童年大抵也就如斯。

那是张毓强一辈子难以驱除的伤痛记忆。

那次刻骨铭心的伤害，是由与毛毛家为邻的一位女鞋匠造成的。女鞋匠来自西施故里诸暨，以做鞋谋生。诸暨人纳鞋底的方法与众不同，先用锥子刺穿鞋底，然后将绳线穿进锥子顶尖的针眼，再用手劲向一侧勒紧。那天，才4岁的毛毛不知怎么的，竟蹒跚到这位女鞋匠身边，用稚嫩的目光盯着女鞋匠穿针引线的动作。女鞋匠根本没有意识到身边有个小孩站着，自顾自穿刺、引线、拔针。“啊”的一声，毛毛的左眼被疾飞而来的尖锥刺中，顿时血流如注，视线一片迷糊，疼得在地上打滚。

赶紧送到杭州抢救的结果是，毛毛的左眼球保住了，但从此左眼视力严重下降。女鞋匠自然满怀愧疚，但毛毛妈妈并没有过多责怪那位邻居，只收下了对方支付的8元医疗费，此后再不提及。有人替毛毛抱不平，但善良的妈妈认为，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要再难为人家啦。

左眼创伤除直接影响毛毛视力外，还带来诸多隐形的伤害。有小朋友羞辱他，毛毛开始切身感受到不被尊重的痛楚，性格因而显得比较内向，自卑感拂之不去，好胜心逆向生长。大人们开始叫他“小鬼大王”。毛毛经常带着一帮小伙伴玩“夺军旗”的游戏，一次次与“敌人”作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赢得胜利为止。彼时，他未必会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好胜心，后来会转化为正向的强大的心理力量。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经济和社会逐渐恢复生机。毛毛在父母的关爱下渐渐长大。那年秋季，毛毛成了石门镇一家小学的学生，并正式启用大名张毓强。这家小学距离著名漫画家、缘缘堂主人丰子恺先生创办的小学不远。

头3年的学习生活极其顺利。张毓强凭着自己的智商、记忆力和领悟力，成绩在班级里遥遥领先。他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张毓强喜欢做的事比较特别。譬如说，养小鸡养小鸭，养大后，让它们生蛋，然后他拿到街上去卖，把卖蛋得来的钱补贴家用。他还擅长抲鱼捉虾，时常弄些鱼呀虾呀改善伙食。他在家中养鸡养鸭，弄得屋内乱七八糟，臭烘烘的，姐姐和小弟都不喜欢。姐弟俩不喜欢没有关系，母亲倒是非常喜欢，有时还在餐桌上表扬他懂事、能干、会炒菜。

照例说，处在那个年龄段的张毓强，其实还是个小孩。但他却显得早熟和懂事。奶奶和妈妈平时给姐弟们一些零用钱，张毓强却把这些零用钱积攒起来。家中急需用钱时，他会把自己积攒的零用钱拿出来。每年中秋节，亲戚或朋友家送来月饼，母亲会分给一家人吃。张毓强则把这些月饼存放起来，等大家吃完了，他再把这些月饼拿出来分享。

转眼到了小学四年级，全国性政治运动“**”爆发。在一片“破四旧、立四新”浪潮中，各级各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开始所谓的“停课闹革命”。学校废弃了全部课本，课堂改为学习背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到晚上，老师就带着学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走村串户，巡回到各生产队呼喊“革命口号”。有一次，老师居然带着张毓强全班同学，步行五六个钟头到嘉兴，进行“大串联”。那次“串联”给张毓强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用妈妈给的1。2元零用钱，给家人买回来几只嘉兴粽子。

在这种似学非学的环境里，张毓强熬到小学毕业。

那是1968年，全国教育陷入瘫痪状态，中学停办、大学停招。

想读书的张毓强被迫离开学校，小小年纪，开始攻读“社会大学”的劳动专业。

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张毓强觉得自己有点像流浪汉。他到处找活干，靠出卖劳力赚钱。他先是到蔬菜厂帮母亲择菜、腌萝卜、抬菜筐，然后看着一筐筐或一坛坛菜制品沿着古老的运河流向全国各地，张毓强的思绪似乎也随之远走高飞。

后来，张毓强找到搞建筑的表哥嵇晶超，跟着他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他什么活都干，搬砖头、拌水泥、拖钢筋、挑黄沙，从天色未明干到太阳落山。

工地上的人渐渐发现，别看张毓强个子不是很高，但吃得起苦，不喊累，而且比起一般同龄人来，张毓强力气出奇地大。于是，人手不够时，人们开始让张毓强干大人的活，譬如抬水泥预制板。当墙壁砌到一层楼高度时，用人工将水泥板抬到墙面上。水泥板大多由5孔组成，五六米长，几百公斤重，人们俗称为“五孔板”。这是建筑工地上最重也是最危险的活。一般4个人一组，跳板斜斜地铺在墙头。人踩上跳板，跳板在重量压力下会发生晃悠。稍不留神，脚一打滑，人就可能掉下跳板，肩上的“五孔板”也会跟着坠落。轻则伤筋动骨，重则致死致瘫。

也是凑巧。那天是清明节，张毓强被同伴们拉扯着抬“五孔板”上墙，正颤颤巍巍地走在跳板上，被前来送笋干汤的爸爸看见。爸爸不看犹可，一看这场面，吓得脸色发青。他忧心忡忡地找到嵇晶超，表示无论如何不再同意张毓强在建筑工地继续干下去啦！

这样一来，张毓强成了“城镇待业青年”。

转机出现在1971年盛夏季节。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出现**，一批又一批城镇青年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桐乡县根据上面精神，出台了一个政策，每家有人上山下乡的，可考虑安排一人在城镇就业。

那一年，张毓强姐姐张敏娟刚初中毕业，事先并没有与张毓强商量，便自告奋勇报名下乡，给弟弟张毓强提供了一个留在石门镇上工作的机会。也许，姐姐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她是姐姐，弟弟年龄还小，理所当然应由她下乡。

张毓强对姐姐张敏娟在特殊环境特殊节点上作出这一抉择是感激的。张毓强也始终铭记着，他当年是以姐姐下乡插队为代价，到石门东风布厂当了一名工人。如果，张毓强当年不进石门东风布厂，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道路也许是另一副模样。

诚如著名作家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姐姐下乡插队刚走，张毓强就收到了去东风布厂上班的通知。那几天里，他高兴啊，激动啊，有时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张毓强要当工人啦！

1971年8月16日，“秋老虎”仍在逞威。张毓强跨进石门东风布厂，从此成为一名大集体企业工人。张毓强进厂后不久，拍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理着乱蓬蓬的短发，穿着一双布鞋，圆滚滚的脸露出稚嫩纯真的笑容，充满期待的眼神。当时每月工资20。5元，半个月就拿一半。张毓强心想，这个厂长真抠门！后来，张毓强才知道，让他16日进厂，是源于一个政策规定：但凡16日后招工进厂的，只发半个月工资。

东风布厂成立于1969年，隶属于桐乡二轻系统，是全县68家二轻企业之一。“二轻”是个约定俗成的简称，全名叫桐乡县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企业算是大集体性质，与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有所区别，也不同于乡镇企业。

把石门东风布厂归属于县二轻系统，实在有点抬举它。彼时，石门东风布厂其实是个小作坊。

此刻，在火车上的张毓强，双腿因长时间站立，已有点酸麻。两边肋骨被腰间的皮带勒得隐隐生疼，他干脆把皮带抽出来，放在肥皂箱上。趁着别人转身的空隙，稍微挪动一下双脚，再次站稳，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眼前清晰地浮现出石门东风布厂的种种场景。

工厂位于通市港桥河旁，与一家做豆腐的水作店为邻，不远处即是丰子恺先生故居缘缘堂旧址。厂区面积不大，有千余平方米。工厂大门朝东，两边砌着单薄的围墙。靠着围墙，是刚建成的一幢两层楼，一层6间，中间是个过道。二层7间，作仓库用。厂区东北角，蜷缩着一排低矮的平房。纺织车间屋顶系毛竹搭架，上面覆盖着油毛毡，8台被上海、杭州等地大厂淘汰下来的老式铁木织布机，整天“啪嗒啪嗒”响着，慢吞吞地来回穿梭，织出粗糙的土布。一群四五十岁的大妈阿姨，吱吱嘎嘎地转动着类似延安时期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的自制纺车，用手工纺出粗线。走进院子，最惹人注目的，当是一组大水缸。十几个工人将布匹染上蓝色或黑色，浸泡于水缸中，然后将它们搭在厂门口的竹竿架上，靠着老天爷风吹日晒，晾干定色。

浸染需要大量清水。厂里没装水塔，更不可能用高价自来水。因而，全靠厂边上通市港桥河水。

进厂不久的张毓强，被分派去做染纱工，主要任务就是挑水，保证厂区水缸始终盛满，能够满足印染师傅们的用水之需。

张毓强每天大约要挑两三百担水。一大早，他用扁担挑起两只铅桶，快捷地走到河埠头，踩着埠头上那些凹凸不平的灰褐色石阶，下到河边。然后，弯下腰，左右手同时开弓，将两只铅桶快速浸进河里。盛满后，立起身，挺直腰板，再一步步迈上那些凹凸不平的灰褐色台阶。之后，挑进厂区，来到水缸前，将铅桶提到缸沿，“哗啦”一下倒进水缸内，算是完成一个回合。

干这种活，日晒雨淋是常事，下雪冰冻天气更为艰难。河埠头小而窄，石板台阶又不牢固，踏上去摇摇晃晃。再加上结冰铺雪，石面滑溜，且肩上还压着百多斤重的担子。这样的行走，近乎于杂技表演，真正的如履薄冰。必须小心翼翼、全神贯注。挑上几担水，全身就会渗出一层冷汗。几个月下来，张毓强双肩就磨出厚厚的老茧。

最难挨的，还是这活儿实在太简单太枯燥。每天重复，每月重复，而张毓强内心最厌烦最不喜欢这种重复性劳动。他脑袋里时时刻刻嘟嘟嘟冒着新想法，希望有新鲜感。一天，张毓强实在忍不住了，跑回家跟妈妈说，他不想再去厂里做这种活了。慈祥温和的妈妈看了张毓强一眼，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这个工作是你姐姐下乡才得来的。你不做这个工作可以，但你要想好到哪里去做呢？你总不至于永远待在家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