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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夏心疼兄妹俩（第1页）

走路虽然还是一跛一跛的，但能慢慢地走了。他喝了一碗鸡汤，又倒了一碗米酒，慢慢抿着，脸上泛起了红晕。

“林教授还好吧？”他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问林知夏。

“好着呢，他让我跟您说，明年春天还来，接着研究那些老房子。”

“来，来，”赵建国点点头，“房子虽破，住得下。”

饭后，林知夏帮着赵清荷收拾碗筷。赵清荷在灶屋里洗碗的时候，林知夏注意到她穿的那双凉鞋——在冬天的夜晚，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那双粉红色的塑料凉鞋显得格外刺眼。她注意到赵清荷的脚踝上有一道红印子，是被鞋带勒的，脚趾头也冻得有些发紫。

“赵清荷，”林知夏蹲下来，握住她冰凉的脚，“我不是给你寄了运动鞋吗？怎么不穿？”

赵清荷缩了缩脚，有些不好意思：“崭新的，舍不得穿。想着等过年的时候再穿。”

“现在就穿。”林知夏的声音有点变了，带着一种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急切，“明天就穿，听到没有？”

赵清荷愣了一下，然后乖乖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林知夏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是因为冷——被窝里有热水袋，暖烘烘的，舒服得很。而是因为脑子里一直在转着一些念头，乱七八糟的，理不出头绪。她想起赵清荷脚上那双凉鞋，想起赵明远那件领口松垮垮的T恤，想起灶屋里那面被石灰水刷得惨白的墙壁，想起饭桌上那些菜——腊肉、血粑鸭、老母鸡汤——每一道菜都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倾其所有拿出来的好东西。

她想起赵清荷说“崭新的，舍不得穿”时的表情，那种小心翼翼的、近乎卑微的珍惜，像一根针扎在她心上。她想起今天在路上的时候，赵明远骑车替她挡风的样子，那个男孩什么都不会说，但他会用身体去挡住迎面吹来的寒风。她想起赵明远把钱塞进铁盒子里的动作，那双手上布满了冻疮和裂口，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泥垢，但那张记账的脸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

十五岁。他才十五岁。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阳光的味道，还有淡淡的皂角香，是赵清荷给她晒的、洗的。她闭上眼睛，听见窗外的风声，听见远处狗在吠，听见隔壁房间里赵清荷均匀的呼吸声。这些声音慢慢地把她包裹起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压在她身上，让她觉得温暖，也觉得沉重。

她在那种又暖又沉的感受里睡着了。

第二天，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天。

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碎的雪花。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把土路弄得泥泞不堪。但赵清荷还是穿上了那双白色运动鞋——她听了林知夏的话，从箱子里把鞋翻了出来，郑重其事地穿上，在屋子里走了好几圈，确认大小合适、不磨脚，才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的路出门。

“去山上看看吧，”赵明远说，“这个季节山上没什么东西，但雪景好看。”

他们沿着山路往上走。雪下得很小，落在松针上、落在枯草上、落在裸露的岩石上，给那些暗淡的颜色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空气冷得发脆，吸进肺里有一种铁锈的味道。赵清荷走在最前面，穿着那双白鞋子，每一步都踩得很仔细，专找那些枯草厚的地方走，怕把鞋子弄脏了。

林知夏走在中间，赵明远走在最后面。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只听见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沙沙声和松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来的声音。走到半山腰的一个垭口，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整个村子尽收眼底：灰瓦白墙的房子错落在山谷里，炊烟从几家屋顶上升起来，在雪幕中袅袅地飘散，田里是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篇写在土地上的文字。

“真好看。”林知夏说。

赵清荷站到一块石头上，张开双臂，仰起头，让雪花落在她脸上。她的脸冻得红红的，但眼睛里都是光。她回过头来看着林知夏，笑着说：“知夏姐，以后每年你都来，好不好？”

林知夏看着她，看着那个穿着白鞋子、站在雪地里、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女孩，心里那个柔软的地方又被扯了一下。她走过去，握住赵清荷冰凉的手，说：“好。每年都来。”

赵明远站在她们身后，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什么东西，递给林知夏。林知夏接过来一看，是一把野生的枸杞子，红彤彤的，小小的，在白雪的映衬下鲜艳得不像真的。

“甜的，”赵明远说，“能吃。”

林知夏把一颗枸杞子放进嘴里，嚼了嚼，果然甜的，带着一点淡淡的草药味。她又拿了几颗递给赵清荷，三个人站在垭口上，迎着细碎的雪花，一声不响地吃那些红红的、小小的果实。没有人说话，但那种沉默不是尴尬的沉默，而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默契——就像山不需要说话，树不需要说话，雪不需要说话，但它们都在那里，共同构成了这个完整的世界。

从山上下来，他们去了一趟村口的水塘。水塘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冰面平整光滑，像一面灰白色的镜子。赵清荷捡了一块石头扔过去，石头在冰面上弹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叮叮”声，然后滑到了塘中央。

等回到院子里，赵明远搬出了那个星星家借来的炭火盆。盆里装着烧红的木炭，炭火上架着一个铁丝网，网上烤着红薯和糍粑。糍粑是糯米蒸熟后捣烂做成的，白白胖胖的，放在炭火上烤到两面金黄，外皮焦脆，里面软糯，咬一口能拉出长长的丝。赵清荷把烤好的糍粑蘸上白糖，用一块干净的粗纸包着递给了林知夏。

林知夏接过来，吹了吹烫，小心地咬了一口。白糖的甜和糯米的香在嘴里化开，热乎乎的，从嘴巴一直暖到胃里。

“好吃吗？”赵清荷歪着头问。

“好吃。”林知夏说。她嘴里嚼着糍粑，声音含混，但她说的是真心话。

元旦的那三天，他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赵明远带她们去看了他的药材“储备库”——那些他在山上做了记号、等着来年采挖的植物：一株七叶一枝花，已经比夏天的时候长大了一些，叶轮中间的花早已谢了，结了一串暗红色的浆果，像一颗颗小珠子；几株黄精，植株已经枯萎了，但底下的根茎还在，在土壤里静静地生长着，等春天来了再发芽。赵明远给每一株做了记号的植物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被野猪拱过或者被人挖走，才放心地离开。

林知夏还跟着赵清荷去了一趟村里的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村口一栋两层的砖房，一楼是教室，二楼是老师的宿舍。学校已经开始放寒假了，铁门锁着，从栏杆的缝隙里可以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操场和几间门窗紧闭的教室。赵清荷指着二楼最左边那间教室对林知夏说：“下个学期，我就在这里上初一了。我哥说他们初三年级在另一栋楼，但是挨着的，我下课就能去找他。”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那是期待，是对未来的憧憬。林知夏看着她的眼神，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学校——明亮的教室，崭新的课桌椅，多媒体设备，图书馆里的几万册藏书。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有的人什么都有，有的人什么都没有。但又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不公平——什么都没有的人，有时候反而比什么都有的人更懂得珍惜，更懂得努力，更懂得幸福的滋味。

临走的那天，林知夏做了一件赵清荷没有想到的事。

她把赵清荷和赵明远叫到房间里，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塞进赵清荷手里。信封厚厚的，摸起来里面像是装了一沓纸币。赵清荷打开一看，是一叠一百元的钞票，崭新的，连号。

“知夏姐，这……”

“别还给我。”林知夏按住了她的手，表情少有的认真，“这不是给我的钱，是借给你们的。你现在上初中了，以后还要上高中、上大学，需要很多钱。这些钱算是我提前借给你的，等你以后工作赚钱了再还我。”

赵清荷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一个月来，无论多苦多累她都没有在林知夏面前哭过，但这一刻，她忍不住了。那些憋了很久的情绪——对母亲的思念，对生活的疲倦，对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的委屈——全部化成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一边哭一边摇头，说：“姐，我不能要，你已经给了我们太多了……”

“听我说完。”林知夏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她在努力让自己听起来镇定一些，“你和你哥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们在北京见面。到时候你请我吃饭，你请我吃大餐，多少钱都行，我不跟你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