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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2(第1页)

汉魏六朝(2)

道生(355-434),晋宋年间高僧,俗姓魏,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人。幼年时随竺法汰出家,因此而改姓竺,十五岁时便可登讲座,二十岁时受具足戒。之后来到庐山隐居七年,东晋元兴三年(即404),与慧睿、慧严一同前往长安,师从鸠摩罗什,并辅佐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

公元397年,道安来到庐山向慧远求学佛法,在这一学习时期,他还拜谒了僧伽提婆,并学习了《阿毗昙经》等小乘佛学教义。他在庐山一共学习了7年,在跟随慧远学习的这几年中,道生日夜苦读,并逐渐显露出极好的悟性,这也为他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之后,道安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佛经并讲解大乘佛法,他在404年又向西安进发,跟随罗什学习了《般若经》,这是大乘佛法的代表性经典,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以及超出常人的领悟力,从而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欣赏,还参与了大、小品《般若经》的翻译工作,此时的道生与僧叡、道融、僧肇并称为“什门四哲”,已经有了一些声誉。

公元407年道生又回到了建业,开始大力弘传涅槃,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涅槃佛性说。由于道安所跟随的名师甚多,所接受的佛学理论思想也很庞杂,使他成为当时集三家学说理论的佛学思想家。道生的佛学理论很多,而且都十分惊世骇俗,比如佛性当有说、顿悟成佛说、法身无色说、佛无净土说、应有缘说、善不受报说、二谛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等,这些佛学思想冲击着江南佛学界,而其中最有理论特色的就是涅槃佛性思想。也许是由于他的佛学理论太过于先进了,以至于遭到了“逐出建业”的惩罚,直到后来《大般涅槃经》的下半部传到东土,大家才发现经文确实有“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字句,这才又把道生请回建业,并尊其为“涅槃圣”。也正因此,道生的晚年在庐山一直都宣讲《涅槃经》。

在晋宋之际,正是中国佛学处在从般若学说的探讨向涅槃学说探讨的一个过渡时期,道生是其中起着转折作用的人物。般若学的的意义在于扫除对于名相的执着,教人们识颇世间万法皆空的道理,由此而解放自心,获得自在解脱的境界。大乘空宗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把涅槃这一佛教修行所获得的最高境界也说成是一种“空”。大乘般若学的这种“毕竟空”的理论,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层次不高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上也会造成很多困境。当时就有人生出疑惑:既然连修行的目标——涅槃境界都是空的,那么我们的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道生认为,般若学其实还不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这也只是佛陀为了方便传法而对某一类人所做的开示,是一种随机应化的方便法门罢了。因此,修行者应该提高自己的修行阶次,即对“实相”进行观照,这种实相,也就是佛的法身。因此,大乘的毕竟空还不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在道生这里,应该由空而转有,向涅槃实相靠近。

道生所说的这种实相,其实是宇宙万物性空之道理的观照和体悟。佛便是悟理之体,佛也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佛也是无形无相的。道生认为佛经中对于佛的描述,比如“丈六金身”、“耳如垂珠”等等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立教言说的方便,同样,佛经中关于净土世界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立教的方便。成佛,其实在于返归实相,体悟到自己内在的佛性。从佛无净土说,道生又推导出“善不受报”说。道生认为因果报应这些说法用功利来吸引别人,根本不符合舍弃罪福、彻悟人生、出离轮回的涅槃境界。

很明显,道生的这些佛学思想是针对慧远等人的净土信仰和因果报应学说而阐发的。但不论是道生的“佛无净土说”,“善不受报说”,还是慧远的净土世界说和因果报应说,其实都是佛教文化思想在不同层面上的阐释,因此,这些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佛教信徒为了佛教发展而针对不同层次的信众所做的不同说教而已。

道生的这些佛学理论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了,然而道生的另一个佛学思想更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那便是“一阐提人(善根断尽之人),也有佛性,皆可成佛”。道生所谓的成佛,不同于道教所说的长生不老、肉体飞升成仙,也不是世俗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个人的灵魂超脱轮回而达到彼岸世界,成为带有神通的“佛”。道生认为:“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他求之也。斯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种子)为悟矣。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见《注维摩诘经》)因此说,道生所讲的成佛,不过是在生死的过程中超越生死,既然如此,那么一切众生,便皆是佛。由此,道生便推论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说法。此说一出,便引起大批拘守文辞人士的强烈不满,而道生则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既然佛性是众生本有,那么假如承认一部分有情有佛性,而另外一部分没有佛性,就会动摇整个佛性论的理论基础,道生坚持自己的见解正确,因而也得到了逐出建业的惩罚。

道生气愤之余,便来到苏州虎丘说法,他一连讲了好多天佛门大义,结果虎丘山上的顽石都听得纷纷点头,似乎听懂了道生所宣讲的佛法。这便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传说也印证了道生当时孤明先发,所讲授的佛法契合于经义。之后,道生又来到了庐山,在这里弘传自己的教法。不就,北凉昙无谶四十卷本《涅槃经》传到建业,经文中果然有“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直到这时,建业的僧人们又转而开始佩服起道生的悟性来,便连忙去庐山迎请道生回来讲法,此时道生已经是闻名天下的名僧了,而他也没有心思再回建业讲经说法。

宋元嘉十一年,道生在庐山精舍开坛讲法,僧俗四众纷纷前来,但见法座上的道生神情豪迈,面色开朗,在宣讲精深道理时,声如洪钟,而四下僧众信徒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十分欣悦,在法会即将结束时,大家看到道生面容端严,正襟危坐于法座之上,仿佛入定一般,可是等一名侍者上前仔细看时,却发现道生法师早已阖然而逝了。道生圆寂的消息传到建业,那些当初驱赶过他的人无不深感惭愧,并纷纷忏悔过去的所作所为。

在成佛的方法上,道生提出了“顿悟说”,他认为必须在“十住”的最后一念生起“金刚道心”,只此一念就把一切迷惑、分别、妄念统统断尽,在此基础上悟得佛理,那么就可以立即成佛。在道生看来,佛性是众生成佛的正因,但同时他也强调成佛的过程中还要继续修习缘因,正所谓“悟不自生,必藉信渐”,因此说,道生的顿悟成佛说,远不如后世禅宗的顿悟说更快速、更彻底。

在道生之后,对般若学探讨的狂热逐渐降温,而涅槃学说则成为佛教界的主流学说。在中唐时期,道生的佛性论还直接成为启发禅宗这一纯粹中国化佛教宗派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还间接地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宋代陆王心学理论中的“心性论”,可见,道生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僧肇:法中龙象才思幽玄

僧肇(384—414),俗姓张,京兆长安人,少年时家境贫困,只能以代人抄写书籍作为谋生的事情,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使得他能够阅读百家言说,而僧肇尤为欣赏的则是老庄的道家思想。随着知识面的不断扩展,僧肇觉得老庄的道家思想“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之后僧肇又读了《维摩诘经》,他品读再三,认为找到了真正能够开启自己的道路了。

为了寻求真正的解脱法门,僧肇决心投入佛门,出家之后,他“学善《方等》,兼通三藏”,二十来岁时就在关中一带出名,当时一些人妒忌僧肇的才华,更有人不远万里来找他辩论,僧肇“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这些本想挑战僧肇,挫败他锐气的人,最后都敌不过僧肇,只能败兴而去。

鸠摩罗什在北凉时,僧肇决定投入他的门下修学,而鸠摩罗什对僧肇也是倍加欣赏,后来僧肇又跟随他来到长安。在逍遥园译场参与译经工作时,僧肇尽其所能,他所写的经序、经注,被鸠摩罗什誉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才华横溢,却在31岁就英年早逝,他的主要著作主要包括《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僧肇的著作,主要阐扬龙树、提婆的《百论》、《中论》、《十二门论》中的“中道”思想,所以也被后世的三论宗尊奉为初祖。此外,僧肇还有各种经注,如《维摩?诘经注》、《百论?序》、《长阿含经?序》、《定藏论》、《梵网经?序》、《金刚经注》、《法华经翻经后记》、《鸠摩罗什法师谏》等。

作为鸠摩罗什的得以门生,他最擅长的是般若学,在《肇论》中可以得见僧肇的全部佛学思想。其中《不真空论》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并对当时的六家七宗进行了批判性总结,指出他们都没有把握到般若空观的实质。

在批驳心无宗时,僧肇写道:“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指出这并没有达到人法两空的大乘境界,因此还是不彻底、不圆满的。对于即色宗,僧肇指出:“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色宗的观点是把世界分为本质与现象两个部分,现实的物质世界不过是随缘而起的现象而已,并没有自性,因此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僧肇则认为即色宗这种割断现象与本体的说法不符合中道观,因为从中观的角度去看,现象与本体是统一的,世间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此说是无自性的,而不用再人为地加以分别现象与本体,进而确认一切皆空。

对于本无宗,僧肇则说:“本无者。情尚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道安的本无宗,以为佛教之空,就是绝对的虚无,认为真如存在于现象世界之外,这显然也不符合中道观的思维方法。中观学说认为,现实世界是待缘而起,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有,缘散则还归于无,因此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自性本质的,因而便是虚假不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空”,然而这种空,并不是无,而是处于一种“假借名号”的存在状态之中。在僧肇看来,正确的般若空观应该是“即万物之自虚”,即通过对现象世界的谛观,进而得到“万法皆空”的醒悟。

《物不迁论》则主要反对小乘说一切有部“未来来现在,现在流过去”,三世流转,万物现象皆在变化而本质却不变的观点。僧肇认为,真如佛性本是动静一如的,即体即用,而小乘佛法却割裂了动静与体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般若无知论》主要在于阐释真如无相,般若无知的道理。真如并不是存在于人们所能感知的现实世界之外的某一种实体,所以,不能以人们感知现实世界的智慧去感知、理解般若。因此,僧肇把人们的智慧分为了两个层次:普通人所具有的感知现实世界的智慧,这属于“惑智”,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假认识,假如用这种智慧来感知般若,那么则永远不能达到真如之彼岸;而佛所具有的智慧则是“圣智”,这种智慧一般人难以理解,无相无名,它没有形象,也无法用语言文字加以表述和把握,而是一种神秘的直觉。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圣智”呢?僧肇告诉人们,要抛弃一切世俗的认识、知识和见解,这种大彻大悟的般若智慧境界,才是一种实相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是使自己的思维超越了现实束缚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程度,即涅槃境界。

《肇论》一出,在当时便引来不小的轰动,并且在此后的岁月里,各朝各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作为三论宗的重要典籍,《肇论》思想幽深,辞藻优美,理论上颇多创新,将缘起性空的般若中观学说表述得淋漓尽致。

弘始十六年,即414年,年仅31岁的僧肇英年早逝,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遗憾,当时僧俗大众无不深感惋惜,如若僧肇不是这么年轻就去世,以其学识和才能,必将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更多理论贡献。

菩提达摩:王室贵子禅宗初祖

菩提达摩(?---536),中国禅宗初祖,生于印度,为一婆罗门后族,相传他是香至王的第三个皇子,后厌弃红尘世俗生活而皈依佛门,跟随般若多罗大师学习佛法,南朝时期来到中国,以禅法教人,他曾经应梁武帝的邀请而来到金陵与之对答,但因为机缘不合适,菩提达摩并没有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信任,达摩于是就渡过长江,来到洛阳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终日默默,在这之后创造出了一种以“壁观”、“理入”为要旨的禅法,之后菩提达摩将自己所创的禅法传给了慧可。

达摩所传的禅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其要旨,世人其实只要明心见性,了悟自己的心性就可当下解脱成佛,而语言文字不过是一种描述事物的符号,因此要脱离语言文字和名相的束缚,彻底解放自己的思维和心灵,从而达到一种心性清净光明的境界。

菩提达摩在弘法时强调坐禅入定,而其基本教旨则是“二入四行”,“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所谓“理入”,即“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为‘理入’也。”(参见《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

可见,理入就是要悟入禅门的义理,可以看做是一种禅门理论修养。而“行入”,就是禅宗的具体修行实践了,习禅之人在悟道后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悟,去印证。达摩的“行入”包括“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

“抱怨行”,即是在修道的过程中遇到艰难困苦,或是他人的恶意对待,乃至摧残折磨,都想忆念起着是自己以往过去生中所造之恶业,在此一世中所受的果报,因此就不该生起嗔恨和懊恼之心,既然都是自己宿业所做,那么就要甘心情愿地忍受下来,并由此而生起出离心,精勤修道,证得佛果,出离轮回之苦。

“随缘行”就是说纵便在世间获得荣誉、地位、财富等等,也不过是以往所做的善因,如今因果成熟而得到的善果。因缘尽时,这些事物也会随之而去,不会永久长存,因此纵然现在获得,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的呢?正所谓“众生无我,苦乐随缘”,只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这才是真正快乐自在的人生。

“无所求行”是说世间人心中欲望很多,贪执很重,总是不停地为自己索求功名财富地位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心上的枷锁。他们不明白三界皆苦的道理,反而觉得拥有得越多才越是快乐。可是,你求来求去的,就真的能全都如你所愿吗?世人总有求不得之苦啊。因此说,无所求才是最逍遥自在的,以这种无所求的心理状态,众生才能更深入地契合禅道正法。

“称法行”所强调的是学禅之人要在修行中以清净本性去了悟佛法,证悟心性,以达到觉悟的佛境。“二入四行”是菩提达摩所传禅法的核心内容,并且对此后禅宗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最初时,为了贯彻落实这四行,从达摩初祖到慧可二祖,都是十分重视头陀苦行的,不过在禅宗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重视“理入”,更加注重对心性的体悟,而对于修行实践中的苦行就不再那么重视了。

历史上流传下许多关于达摩祖师在中国弘法时的故事。据说菩提达摩有一次为了弘法要渡过长江,当时达摩所传的禅法并不被世人所认可,为了表明自己所传禅法真实不虚,于是达摩就在江岸边折了一根芦苇,他对岸上的人说:“如果我所传的禅法符合佛教大义,那么我就站立在这根芦苇上渡过长江;如果我所传的禅法是误导世人,那么就让我葬身在这大江之中。”人们只当哪里来的疯和尚在说笑话,便起哄附和道:“如果真的像你所说这样,你能站在这根芦苇上渡过长江,那么我们这些人全都皈依佛门,做你弟子。”

达摩禅师望了一眼这些人,一句话也不说,他把芦苇扔到江中,自己便一纵身,站立在这芦苇之上,飘洋过江。在场之人无不称奇,纷纷朝着达摩远去的方向顶礼跪拜。至今在禅宗祖庭少林寺还有达摩祖师一苇过江的石碑画。

关于达摩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据说当时有一位叫菩提流支的僧人,为一朝国师,他十分妒忌达摩,便多次加害与他,但是每一次菩提达摩都能躲过去,直到他把自己的心法传给慧可之后,认为慧可足以担当起弘传禅法的重任,才心甘情愿地被菩提流支毒死。这一年是东魏天平三年,达摩祖师于洛滨示寂,被弟子们葬在熊耳山定林寺内,据说达摩祖师圆寂这一年,他已经有150岁了,而更神奇的是,当有人报告梁武帝萧衍,他看到达摩祖师挑着一只草鞋往西去了的时候,梁武帝大惊,便命人打开达摩祖师的棺椁,果然里面没有达摩的遗体,而只有一只草鞋,方知他以成佛西去了。从此,这定林寺便更名为空相寺。

慧可:自心自度不假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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