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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2（第2页）

在佛偈中，智旭认为只有依靠阿弥陀佛和观音、大势至等菩萨的威神誓愿才能使苦海中的人们得到解脱，卸下轮回重担，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及早开悟，以慈悲心去化度十方众生的迫切心情。

在有所参悟之后，智旭又前往如今的浙江普陀山去参拜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参拜回来之后便来到龙居寺，担任主持一职。

由于早年修学的过程中见到当今禅宗的一些流弊，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多不利影响，智旭便决心弘扬律宗，为此他还撰写了一部《毗尼集要》，之后由于在佛祖像前明表志愿时拈到了写有“天台宗”字样的木签，于是他又开始全心参悟天台宗的教义。

由于不满当时禅教诸门那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状态，智旭大师便立志要让自己的思想做到“融汇诸宗，归机净土”。智旭一生修学华严、天台、净土、唯识以及禅宗、律宗等诸宗教义，真可谓是诸宗调和，并且主张禅、教、律圆融，释、道、儒三教合一，更难得的是大师还研究基督教，因为智旭大师所研习参究的门类很广，所以其著述范围亦十分宽泛。智旭大师的一生著述，可达四十余部，著名的有：《楞严经玄义》、《法华文句会议》、《楞伽义疏》、《唯识心要》等等。而藕益智旭的代表性著作《佛说阿弥陀佛要解》，则被印光大师誉为“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解释也不能超出其上！”

“何谓教？何谓宗？语言设施之谓教，忘情默契之谓宗。故宗也者，虽云教外别传，实即教内真传也。”（藕益智旭大师著《灵峰宗论》卷六）智旭认为禅宗反对拘泥于经典文句，并以“教外别传”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可是禅宗的灵魂却恰恰在于其教内真传之中。当时的僧团队伍因为疏于戒律管理而导致了很多腐败行为，不仅给佛教本身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清净佛门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智旭怒斥道：“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影响窍掠，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在狗彘之下。”那些披着法衣的“出家人”，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似乎比佛祖讲的还有道理，可是再看看他们的行为，简直连猪狗牲畜都不如。为了恢复佛门清誉，智旭尤其重视戒律在出家僧众中的作用。

“禅、教、律三，同条共贯，非但春兰秋菊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见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觅心。如此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词。”（参见藕益智旭大师著《灵峰宗论》卷二）

禅能帮助我们发现佛性的灵明，教能帮助我们领会佛的言语教诲，而律则能让我们与佛的行为相同一。这三者缺一不可，它们都是解脱生死、超离轮回所必须的。而参禅、看教、学律，最终也是要归于净土。而修习净土念佛法门的要诀则在于要做到具有“真实信心”。智旭说：“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其体无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养的可归，炽然欣厌。次信现前一举一动，皆可回迥西方。”智旭所倡导的净土信仰是以信为主，他引导僧俗众生首先就要对自己生起无比的信心，认定自己就是未成的佛，并觉知到自己和弥陀诸佛所不同的仅仅是成佛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在体性上则是无有差别的。从这里也可见出禅宗的一丝痕迹。智旭还要大家看到娑婆世界是充满苦痛、不得安乐长养的地方，而应该及早发愿，尽早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假如能有强烈的出离心，那么必定能够用精诚的意志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并努力实修。而不论现前你的举动如何，只要有真诚的信仰，便可在临命终时往生净土世界，即便是那些没有足够修行的人，也可以带业往生。

由于智旭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因此他也极力推进儒释之间的理论融合，还试图佛化儒学，以佛释儒。他所讲的真如缘起论，其实质与儒家理学中的“人心”与“道心”便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人心是迷乱之心，而道心则是清净光明之心，类似于佛性。迷乱时的是人心，而彻悟时的便是道心，然而这迷与悟其实都是在一心之内，一体之中。

为了进一步佛化儒学，智旭还用佛教的理论来阐释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五常、忠恕、尽性等等道德范畴，而智旭在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他告诉世人：“儒之德业学问，实佛之命脉骨髓。故在世为真儒者，出世乃真佛。”儒与佛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前者是在世，而后者是出世。佛与儒之间的差异由此而打通，出世与入世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智旭大师早年时曾游历过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他弘法阅经、培养弟子，讲经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于佛法的弘传事业，清顺治十二年一月，智旭大师绳床之上，结跏趺坐，举手向西冥然而逝，享世寿五十七岁。大师生前有愿，希望在火化之后能将所得之物，悉皆施于禽类鱼类，以此广结善缘。可是弟子们毕竟不忍按照法师的遗愿而行事，将智旭法师的灵骨供奉于灵峰塔大殿之中。

真可：心为本原心性本净

苏州是个好地方，苏州虎丘的云岩寺更是一个“有故事的寺院”。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尊者，便是在虎丘云岩寺剃度出家。说起来，紫柏真可与佛门的缘分，还是拜一场大雨所赐呢。

真可法师（1543—1603），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江苏吴仁人。少年时性情刚烈、相貌不群，壮志非凡，17岁即离家远游，希望能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而驰名边塞之上，可是当他路过虎丘的云岩寺时，忽然听闻里面的僧人在诵持佛号，心中偶有感应，于是就来到寺庙里，跟从明觉和尚出家。20岁受具足戒，之后开始了四处游历的生活。行至武塘景德寺，留在庙内专心研习经教；来到匡山，又专心研究相宗理论；到了五台山，便又学习华严佛法；到了北京的潭柘寺，就在禅门大德德宝禅师那里参悟禅道。紫柏真可既没有专一的师承，却又学通了诸宗派的思想。他曾立志弘扬禅宗，但又从来都不开坛讲法，于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宗派之外的名僧。

明万历年间，真可感觉到梵夹版大藏经十分不便于携带，毕竟对于他这样到处游历的僧人来说，首先考虑的还是是如何能更方便地携带经论。在得到一些官僚士人的资助之后，《方册版》经过多年之后才得以刻成。这样就促进了佛经的流通。万历31年，也就是1603年，京城发生了一件案子，是关于废立东宫的《妖书》案，皇帝对此十分震怒，命令严加追查。可怜紫柏真可被仇家陷害，被诬陷为是《妖书》的作者，因此而下到大狱之中，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依然没有确认的供词，与当年冬季死在了牢狱之中。真可的著述有德清等人编为《紫柏尊者全集》共30卷，《紫柏尊者别集》4卷，《附录》1卷。

教外融合儒、释，教内贯通性、相，可谓是真可佛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明代的顾仲恭在《跋紫柏尊者全集》中如此写道：“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可见，在真可的佛学思想中，不论是儒是释，是性宗还是相宗，是贤首宗还是天台宗，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上，这些思想交互圆融，而之所以说它们是圆融无碍的，就因为不论是儒家的圣人，还是释道二教中的教主，这些圣人都于自心之上觉悟本心，而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就是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早的体悟到心的妙用。自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就处于不断融合的趋势之中，而这种高度的互融，既有佛教对理学的影响，也可见出理学对佛教的影响，在宋代的程朱理学中有“月印万川”一说，即是受到了佛教华严宗理事互融的影响，而在真可的佛学思想里

也可以见到陆王心学的一丝痕迹，“天地可谓大亦，而不能置于虚空之外。……故以心观物，物无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觉。惟能觉者，始知心外无物。”（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九）其实真可所要传达给人们的道理就是心外无物，离心无外物，心乃万物之本原，而这个理论正是王阳明曾提出过的。

历史上的那些圣人，尽管所属宗教不同，或儒或释或道，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本心而已，不同的只是外部形势，而并非是本心实质。“夫身心之初，有无身心者，湛然圆满而独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画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觉老人得之，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一二）

而在人伦道德上，真可更是将佛门之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做了比附，认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婬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这也可以看做是儒释两家的一个比较一致的地方。

其实，真可也是在为三教同源找到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依据。既然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贤者，他们的本心都是相同的，那么三教之间还需要互相争斗吗？其实自宋代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三教融合的趋势，而真可的三教融合理论则是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而在佛教内部，不论是性宗、相宗，还是律宗、禅宗、净土等诸教派，在心上找到共同点。“宗、教虽分派，然不超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三）

真可还以水和波之间的关系来比喻性、相二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后世学者，各专其门，互相排斥，故波之与水不能通而为一。”（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一四）

性宗即是法性宗，认为众生本自清净，强调如来藏的妙用，一般认为三论、华严、天台、密宗为性宗。相宗是指法相宗，此宗强调一切诸法存在着差别，相宗主要包括唯识宗、俱舍宗。历来的佛教界都只注意到性宗与相宗之间的差别，而真可却认为法性如水，法相便是波。尽管法相会因为不同的外缘而呈现出不同的相状来，但其本质都是和水一样的。由此，真可打通了性相二宗之间的差异。只不过，真可依然认为性为相本，好比波只是水的不同形态的变化。

在修持方法上，真可极力劝道世人要一心念经，尽心研习佛教经典，他本人在唯识、华严、天台诸宗经典上都有着自己的建树，而且还能显出新意。他把外部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自心自性，劝导世人走内在超越的道路。

作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因为他人诬陷而致死，如若能平安存世，定能为佛教界贡献更多。“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这是真可尊者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据说在受尽酷刑之后，他依然面无惧色，于万历三十一年冬月含笑端坐，阖然而逝。

实贤：莲宗祖师净土诗圣

实贤法师（1686---1734），俗姓时，字思齐，号省庵，江苏常熟人。15岁时便出家，24岁受具足戒，因偶遇一突然逝去的僧人而发奋要精进修习，从不懈怠，每天只进食一次。后来拜谒绍云法师，随他研习《楞严经》、《摩诃止观》等书，关于性相之学以及三观十乘的要旨，他都很精通。学成之后，他住在杭州的梵天寺，一心修持净土法门，其修行仪规十分严整，江南的僧俗信众都十分尊崇他。实贤法师还作有百首净土诗歌，此外还有宣扬净土信仰的著作，《劝发菩提心文》、《净土诗集》、《省庵大师语录》、《省庵法师遗书》等都是实贤大师弘扬净土宗思想学说的的代表性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被人们尊奉为“莲宗十一祖”。

实贤法师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但奇怪的是他生来就不喜荤食，而且从小就聪慧异常，生就一种离尘去俗的气质。由于父亲早早就去世了，他只好与母亲相依为命，而其母张氏料知实贤以后必定走上出家修行之路，索性成就他的心愿。于是年仅7岁的实贤就被母亲带到清凉庵的容选和尚那里，跟随他学习佛门教规，同时也学习儒家经典，由于实贤自小就在寺院中学习，这便为他日后的弘法事业打牢了根基，他能写诗会作赋，博通佛儒学说而且精通书法。

尽管实贤与佛缘甚深，但他一日也没有忘记父母的生养之恩，在母亲亡故之后，实贤用了49天时间跪在佛像前诵持《大方便报恩经》，每年到了亡母的忌日，他必定诵经回向，为母修福。

偶然的一天，实贤来到善仁寺，不想却看到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好端端地就扑倒在地上去世了。这件事对实贤的触动十分强烈，正值青年的实贤感受到生死之无常而迅疾，从此之后便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他精勤修习，严持戒律，遍访名僧高士，他曾跟随绍昙法师、灵鹫和尚等学习佛法，并在真寂寺闭关修行圆满之后升坛开讲《法华经》，以过人之口才、圆融之教理而博得僧俗众人的赞许与尊敬。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实贤大师认为入道的要领，首先就是要有纯善的发心，“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可见，在修学的过程中实贤十分看重愿心的重要性，发心立愿，这是能够得以出离轮回苦海的先决因素。假如发心不纯、愿心不坚，那么虽然平日也有所修行，但总是徒劳辛苦，也很难最终得到正果，出离生死，白白地浪费了宝贵光阴。因此，先发菩提心，立正愿，才能继续修行。

“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若不指陈，如何趋向？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耶？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务：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虽然都是在发愿，可是差别却有很多。那么如何来判断自己所发心愿是否正确呢？实贤法师在文中用“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这八种性相来区别所发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佛教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