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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明君与明章之治 汉章帝刘炟的得失（第2页）

白虎观会议——统一经学的里程碑

刘炟在位期间最重大的文化事件，莫过于建初四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是东汉儒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盛会。

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上书说：“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刘炟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同年冬十一月，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参加这次会议的儒生有魏应、淳于恭、贾逵、丁鸿、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刘炟亲自临场裁决。会议历时数月，对五经的不同解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后，班固奉旨将会议记录整理成书，即著名的《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以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为基础，吸收了古文经学的部分观点，将儒家经典的解释系统化、规范化。它成为东汉官方钦定的儒学教科书，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虎通义》的问世，标志着儒家经学的统一和定型，使儒家思想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尊师重道，大兴太学

刘炟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多次下诏，要求各地郡国设立学校，推广儒家教育。他扩大太学规模，增加博士弟子员额，使太学生员达到数万人。他还亲自到太学视察，与儒生讨论经义，尊师重道的风气在刘炟时期达到了顶峰。

推广《孝经》，教化天下

刘炟对《孝经》极为推崇，认为孝道是治国之本。他下令将《孝经》作为各级学校的必读教材，要求官员和百姓都要学习《孝经》。他还多次下诏，表彰孝子顺孙，树立孝道榜样。这些措施使孝道文化在东汉时期深入人心。

重视史书编纂

刘炟重视史书的编纂工作。他支持班固继续撰写《汉书》，并亲自审阅书稿。《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汉高祖到王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炟对《汉书》的支持和关注，为这部史学巨著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军事与边疆方面：弃置西域与调整边防

放弃西域——争议性的决策

刘炟在位期间最重大的军事决策，莫过于放弃西域。永平十七年，汉明帝派窦固、耿秉等击败北匈奴，班超以三十六人征服西域，西域都护府得以重建。然而，明帝去世后，西域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建初元年，北匈奴乘东汉国丧之机，发兵进攻车师、伊吾，汉军守将耿恭、关宠等被围。刘炟派兵救援，但因路途遥远，救援不力，耿恭部下仅剩十三人突围生还。此后，刘炟下诏罢除伊吾屯田，撤回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

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校书郎杨终等人认为，西域路途遥远，经营西域耗费巨大，应该放弃西域，集中精力治理内地。司空第五伦也持同样观点。而班超则坚持留守西域，认为放弃西域将使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威胁汉朝西部边疆。

刘炟最终采纳了杨终等人的意见，下令罢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召班超还朝。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和百姓拦道哭泣，抱住班超的马腿不肯放行。班超深感西域民心可用，上书请求留守西域。刘炟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班超继续留守西域，并派徐幹率军支援。

虽然刘炟最终没有完全放弃西域，但他的撤兵决策使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大削弱，西域都护府形同虚设，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这一决策成为刘炟统治的一大争议点。

对北匈奴的防御政策

刘炟在位期间，北匈奴多次犯边。建初二年，北匈奴进攻云中、朔方等地；建初八年，又进攻五原、云中。刘炟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派遣军队驻守边关，加强边防设施，但并未发动大规模反击。这种消极防御的策略，虽然避免了大规模战争，但边疆百姓的苦难并未真正消除。

南匈奴与乌桓的安置

刘炟继续奉行光武帝以来的政策，将南匈奴和乌桓安置在缘边八郡。这些少数民族为东汉守卫北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汉朝的边防压力。但南匈奴的内迁也成为东汉朝廷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东汉中后期的边患埋下了隐患。

哀牢等地的治理

刘炟继续加强对永昌郡等西南边疆的治理。他派遣官员加强对哀牢等少数民族的管理，推广中原文化，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永昌郡的设置使东汉的疆域向南扩展，巩固了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

（五）救灾与民生方面：赈济灾民与减轻徭役

刘炟在位期间，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建初元年，关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刘炟派遣使者赈济灾民，开仓放粮。元和元年，他又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帮助百姓恢复生产。建初八年，他再次下诏，规定受灾严重地区免除全部田租，受灾较轻地区免除一半田租。

据史书记载，刘炟在位十三年间，先后颁布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诏令达十余次之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三、过失与争议：明章之治的阴影

汉章帝虽然在历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但他的统治也并非完美无缺。在一些问题上，他也存在争议和过失。

（一）政治方面：宽纵外戚与埋下祸根

对外戚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