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陶叶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家砂锅米线店靠墙第三张桌子成了他们三个的固定位置。
每周至少有两三个傍晚,金吉的摩托车停在地下街入口,后座上坐着陶叶,旁边有时候多一辆大刘的摩托车,后座上坐着叶翼柯——他还是不肯扶大刘的腰,但已经学会了在大刘急转弯的时候用膝盖夹紧车身,而不是像第一次那样直挺挺地僵成一根木头。
金吉给这个组合起了个名字,叫“地下街小分队”。
叶翼柯说难听,金吉说你行你来,叶翼柯想了三秒说“地下街分队”,金吉说那不还是老子的创意。
两个人为了一个名字都能吵上五分钟,最后以陶叶各夹一块糖醋排骨塞进两人碗里告终。
这个“小分队”的日常行程出奇地固定。
周三晚上去叶翼柯的地下室听排练——金吉嘴上说“吵死了有什么好听的”,但每次都去得比谁都积极,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蹲在架子鼓旁边研究鼓面上那个歪歪扭扭的骷髅头,说“我要是学会打鼓,肯定比你们乐队那个打得强”。
他们乐队的鼓手是个戴眼镜的瘦高男生,话不多但脾气好,被金吉嫌弃了也不生气,只是推推眼镜说“你来试试”。
金吉试了一次,节奏全乱,底鼓和军鼓打架,镲片被他敲得像在砸锅。
叶翼柯靠在墙上看了全程,面无表情地给了三个字的评价:“拆房子。”金吉把这个评价理解为夸奖。
周五晚上,如果金吉没跟大刘他们去飙车、叶翼柯没去酒吧演出,三个人就去天台。
天台还是那个天台,矮墙上三个人的刻字还在,没有被风雨磨掉一丝一毫——因为刻了才不到一个月,水泥粉末还留在字迹的边缘,用手指摸上去粗粝粝的,像刚结痂的伤口。
金吉每次上来都要蹲在矮墙前面看一眼那三个字,确认它们还在,然后才放心地站起来开啤酒。
金吉带啤酒,叶翼柯带吉他,陶叶什么也不用带——金吉说“你是小分队唯一的女性成员,享受特权”,叶翼柯难得没有怼他。
但陶叶还是会带东西,有时候是从家里抓的一把花生,有时候是从老王店里借的一张碟片。
她觉得自己应该带点什么。
她不弹吉他也不飙车,在这三个人里,她做的似乎总是最少的那个。
打架的时候她只会张开手臂挡在前面,抓小偷的时候她追不上两个人,在天台上她唯一的贡献就是坐在那里听。
但她不知道的是,无论是金吉还是叶翼柯,都从来没有觉得她“做得少”。对金吉来说,她坐在后座上手臂环着他的腰就已经是全部意义。
对叶翼柯来说,她在地下室角落里安静听歌的侧脸就是他写那些没有名字的曲子的唯一理由。
但她确实不知道。
十五岁的陶叶还不懂得自己在别人生命中的分量,她只知道美琳姐说过的那句话——叶子,你要自己走。
她以为“自己走”意味着不能依靠任何人,却不知道有人愿意被她依靠。
秋天最好的那天是个周六。下午的时候,金吉骑摩托车带陶叶去了地面上的那个小公园——就是他们小时候荡秋千的那个。
秋千还在,铁链子上新刷了一层绿漆,坐上去不会像以前那样吱嘎吱嘎响了。
金吉蹲在旁边的花坛上抽烟,看陶叶荡秋千。
她今天穿着美琳姐送的那条粉色洛丽塔,裙摆随着秋千的起伏一上一下地飘。金吉看着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散开又落回肩上。
陶叶荡到最高点的时候,看到金吉把烟掐了,从花坛上跳下来,走到她面前。
秋千慢慢停下来,她的脚尖在地上划了两道弧线。
金吉站得很近,他难得地没有嬉皮笑脸,表情认真得有点不像他。
“怎么了?”陶叶仰头看他。
金吉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了好几下。
“没事。”他说,“就是觉得你最近挺开心的。”陶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她说,脚尖在地上又划了一道弧,“挺开心的。”
金吉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