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小说网

第13章（第2页）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对金陵太熟悉，当初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大造声势而发迹的。那时，中国还未有“作秀”一词，他已深懂“作秀”之道。一心想改变积弱国势的宋神宗，求才若渴，好像有了王安石，大宋王朝就有救了，一天连发几道急令，沿途驿卒将坐骑鞭策出累累血痕，从开封赶往南京，请他去上任。那时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气势如虹，众望所归。现在，完了，过气政客，下台官员，失意明星，落魄文人，都是“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之人”。一句“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越琢磨，越体味出王安石满肚子的不是滋味。

这是他不想道出，可又不能不道出的真心情，难怪苏轼读了这首词后，不由发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感叹。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总有惺惺相惜之处。尽管这两个人，同是文友，更是政敌；偶有过从，很少来往。但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倒霉也倒不太大；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一跟头栽下就起不来。所以，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时间无穷，政治败而文学不输；占优势的王对苏则甚计较，拘谨而戚戚，虽将其扳倒而并无赢的感觉，不免空虚。到了写这首《金陵怀古》词时，王对苏似心结尚在，苏对王则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两位文人高低上下的差异所在了。

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支持下出台，舆论大哗，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可想而知，他要反击，也属自然。当时，朝廷内外，反对者甚众，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判断苏轼为保守派的首领，先要把他干掉。决策错了。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持有异议而已。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

王安石此人绝对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这样，把一个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王安石会“嘿嘿”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令人不齿。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老被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州去筑醉翁亭了。

这些见诸正史翻脸不认人的事例，实在让我对王产生新认识。姑且认为王安石出于“革命”大义，并非小人行径。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怀疑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为下作了。

这种下作，从来也不会绝迹的。而王安石豢养的狗腿子，则是等而下之的小文人，就更是**裸的嗜血之徒了。宋人仓皇南渡，是在金兵压境，迫近开封的情况下，一次毫无准备的大撤退，所以，政府的文书档案，散落开封街头，无人过问。到了南宋，朋九万从民间搜集到当年监押苏轼时的审讯记录，将其出版，书名《乌台诗案》。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巢于上而得名。这本书收集了元丰二年（1097）审讯苏轼的全部材料。

于是，我们看到了舒亶的“生花妙笔”，他参奏道：“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种文字狱的惯技，玩的人，和被玩的人，都太了如指掌了。

李定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迷恋官位，竟然瞒丧，为世人所不齿。他跳出来配合舒亶，参苏轼四大该废的理由，就更恶毒了。“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他所说的“废”，就是舒亶说的“重典”，“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得很凄惨：“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馀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王安石想把所有变法反对派一网打尽。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幸亏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占多数，“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太守鲜于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但是，这个不沉的友情之湖，对小人而言，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小人之间，只有利害，毫无情谊，只有勾结，不讲信义，他们一旦失去咬人的可能，便觉得全世界都有可能咬他，这种日子，就很难过得坦然自若了。

拗相公，拗了一辈子，最后死于惊恐之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王安石（1021—1080），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的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要较他的文学成就更大些。然而，他也是个怪人。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介甫云出浴见新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那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古代马屁精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人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大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

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作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荒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他请臣下的客，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与大家共享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