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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可能是韩琦吧，所以，王安石记他一辈的仇。仁宗问韩，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因此，他的怪，就是苏东坡的老爹苏洵所说，大奸加上大愚的混合物了。

但他对宋神宗，又好像并不怪。宋人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愕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的。

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更加世俗，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

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最起码的也做到地委一级。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作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出人头地的远大目标，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硬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如此这般地坚辞，可见他是懂得以怪制胜的，其实并不怪的人。

他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一直到四十六岁，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得意，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与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视他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把他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密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时机和什么样的皇帝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嘉祐三年（1058），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馀”，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着的沉重负担。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即使很细小的改革，都别指望会顺利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就是这样失败的。假如保守派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与之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若是能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若是变革者的营垒始终保持精诚团结，若是能够证明这场变革确实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话，也许，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阵营中的分崩离析的现象。他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吕惠卿，也是把他出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这个福建人，曾是王安石最赏识的，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荆公尝言：‘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王安石欣赏的这两位，都是不可救药的败类。

民谚“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表现出老百姓的智慧。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小人和小人勾肩搭背，君子和君子清茶一杯，所以，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吕惠卿的怨恨。凡是执迷地、强直地、无限反复地做同一件事而不停歇者，在医学上会被视作精神病的症状之一，王安石如果不是小人，不是伪君子，不是怪人的话，那么，可以断言，他在精神状态上，是个很不健康的人，当无疑问。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手实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是一位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人物，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最起码的群众基础。作为文学家，这种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苏洵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也有人认为是假托的，无论如何，反应了一种民意。“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王安石了。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最后，他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脚过。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了朝廷，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使他人所知”。

他这样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他伤害了几乎一代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

被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和王安石所以能得意一时的原因了。

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直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派的文人，就要吃苦头了。但是，整人的那些小人，无论怎样猖狂一时，结果，只能是得到万世骂名。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吗！

甚至，连列入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在今人眼里，也不过尔尔！有谁还会在书本之外提及他咧！可苏东坡呢？凡他平生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一片好风景，留下几首好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

在文学史上如苏轼者又有几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起挫折。我还发现，就在我们周围那些标榜清高、甘于寂寞的同行，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就更下作了，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

王安石始终也未做成本色之人，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了，他千真万确记得，当时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于是，第二天，他在恍惚和惊吓中死去了。